典册琳琅：从宋本到知堂手稿
用宋本纸背抄写的《金匮要略方》
周作人手书《知堂诗稿》
《金匮要略方》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吴迁抄本《金匮要略方》，近几年来备受中外学者关注，至少在大陆与日本各有一家出版社影印出版，一时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
人们重视这部抄本，主要在于所抄《金匮要略方》的版本文献价值。《金匮要略方》三卷，汉张机撰，晋王叔和集，宋林亿诠次，相传有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国子监刻大字本及绍圣三年(1096年)国子监刻小字本，皆久淹无闻。CdN-WwW.2586.wAnG此书后来通行者为元刻大字本，与宋本文字违异甚多；而明代以降诸本悉出元大字本系统，宋本系统已不为人所知。吴迁抄本之珍贵，正是因为其抄自绍圣三年国子监刻小字本，使宋本系统得绵一线之延。该本可谓今存最接近原书面貌的版本，其于《金匮要略方》研究价值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该抄本卷末有绍圣三年国子监牒文与治平三年、绍圣三年镂版衔名，是判断其抄自北宋本的依据之一。牒文略谓当时监本印卖受政府严格控制，虽允许鬻卖，但常人买不起；虽允许诸路代售，但颁发到外州的印本极其有限，故国子监有重刻之举。对此，人们或有疑问，因为同样的牒文在明刻本《脉经》等书中也有出现，而明本《脉经》已失宋本旧观，那么此抄本是否直接出自宋本呢？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许可打消人们的疑虑，那便是这部抄本用纸，是一部宋刻残本的纸背。在今天宋本如此金贵、哪怕片纸只字也值万金的情况下，废掉一部宋本(即便是残本)抄书，听上去简直不可思议。殊不知宋代刻本在元代及明代前期流传尚多，文物价值不显，直到明代中后期因日趋稀少，方见矜贵。而此本抄在明初，用宋本残纸抄写是不足为怪的。那么，结合国子监牒文与镂版衔名分析，吴迁确在洪武二十八年抄绍圣三年《金匮要略方》也就没有疑义了。
令人喜不自胜的是，正因为此本用宋本纸背所抄，使上图平添了一部宋刻孤本。由于此本未经拆装，尚不能了解全貌，但已知为南宋学者陈尧道的著作，有《大学会要》、《大学讲稿》、《中庸会要》、《中庸讲稿》、《中庸五十义》等，未见于各藏家著录，可知亡佚已久，何幸吉光片羽尚留人间，其价值与《金匮要略方》同样重要。
此本曾为清怡府旧藏，后归仁和朱氏结一庐，《结一庐书目》著录。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张子美先生捐赠上海图书馆。
乾隆观剧的戏本
清内府四色抄本《进瓜记》
清代乾隆初年，海内升平，乾隆皇帝命张照制诸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在适当的场合奏演。内府的曲本需要进呈御览，书写无不端谨，惜流传至今者已不多见，上海图书馆所藏内府四色抄本《进瓜记》，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进瓜记》为清代阙名所撰，共十八出，大致本出《西游记》中的“魏征梦斩泾河龙”、“唐太宗游地府”、“刘全进瓜，翠莲还魂”故事。这一题材在元代有杨显之《刘全进瓜》杂剧，明代有王昆玉《进瓜记》传奇，清初有张彝宣《钓鱼船》传奇，其中张氏的版本始将刘全改成吕全，其妻李翠莲改成陶氏，情节也经过较大改造。上图藏本《进瓜记》的人物也作吕全、陶氏，一些情节设置与《钓鱼船》接近，相当数量的曲白大同小异，当然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不少，可知该本是依据张作再改编的。张照曾编唐玄奘取经事，演出连台本大戏《劝善金科》、《升平宝筏》等，其中《升平宝筏》有几出就是依据这部《进瓜记》删改而成的，可见，这部书对于学者研究清内府院本的编制过程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此本凡牌名用黄字，曲文用墨字，科白用绿字，场步注脚用红字，字体工整，色彩艳丽，令阅者乐而忘倦。内封钤有“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朱文印三方，附有清许叶芬跋。
周作人手书诗稿赠友人
上海图书馆藏《知堂诗稿》
《知堂诗稿》线装本一册，周作人(知堂)手书，黄苗子廻風宧藏。1956年秋末，周作人感旧追怀，录南京狱中所作五言旧诗《往昔》五首、《儿童杂事诗》七首赠与黄苗子。诗册由许宝骙、舒芜题跋。舒芜跋中提到：“按知堂日记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八日云：‘谢蔚明来访不值，留下黄苗子信又纸及册子属书。’”当年上海谢蔚明先生到京，拜访过黄苗子，又要拜访周作人先生，黄老顺便托他带去请周先生写稿。提到周作人的旧体诗，舒芜赞：“以五古独步，兼质素腴润之美，远绍柴桑。”此跋由扬之水代抄。许宝骙的跋将周作人生前出任教育督办伪职一事作了辩驳。
在上海图书馆新馆建成之初，老编辑范泉向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引荐了一些文化名人，其中包括漫画大家黄苗子。上世纪末至今，手稿馆工作人员数次赴京登门拜访黄苗子先生，2000年上海图书馆曾为黄苗子夫妇举办《黄苗子·郁风书画展》，并出版《黄苗子郁风书画集》一书，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黄老曾表示：“现代文学馆和国家图书馆都表示愿意收藏《知堂诗稿》，但我仍将捐赠给你们上海图书馆，只是我珍藏的这本诗册留存至今，几经周折，有着几十年的感情，许我再把玩几年。” 2012年1月，黄苗子仙逝。春节过后，其家属遵其生前嘱咐专程抵沪将《知堂诗稿》捐赠予上图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黄苗子实现了曾经的承诺。
《知堂诗稿》是本次年展中入藏馆所时间最近的一件展品。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吴迁抄本《金匮要略方》，近几年来备受中外学者关注，至少在大陆与日本各有一家出版社影印出版，一时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 汇集近代名流手迹的册页
《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册》
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谥文定。明末数学家、科学家、农学家，天主教徒。生于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为纪念徐光启而改名为徐家汇)，是上海地方史上的杰出先贤，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通天文、历算，曾主持修订历法，编著《农政全书》、《崇祯历书》等，并与利玛窦合译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几何”一词即是由徐光启首先作为数学专业名词来使用的。
1933年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之际，上海举办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圣教杂志》率先于1932年1月、1933年1月两次发文，倡议纪念，后得到了天主教会的支持；修缮位于徐汇区南丹路的徐光启墓；11月24日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徐家汇地区举办了追思大礼弥撒、演讲会、追祷大会等活动，时任南京教区主教惠济良、法比两国驻沪领事、市政官员、修士、徐汇中学学生等各界人士出席了典礼；竺可桢、潘光旦等学者纷纷撰稿阐述徐光启的成就贡献；《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多家报刊均刊出徐光启纪念专刊或纪念文章。
此次展出的《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册》亦是这一系列纪念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蒋介石、林森、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居正、冯玉祥、柳亚子、蔡元培、于右任、叶恭绰、张元济、张伯苓、陈陶遗、唐文治、马相伯等70余位当时的政界要员、学界名流应邀为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所作题咏原稿。蒋介石称徐光启为“科学导师”，张学良题写“新知先觉”，宋子文称之为“后学楷模”，蔡元培作“吾人不能忘徐文定介绍科学之功”，于右任在颂词中称赞徐光启“为东方科学历史开一新纪元”，无不对徐光启的成就表示赞誉和敬仰。其中蒋介石、蔡元培等的40余件题咏，曾影印收录于上海圣教杂志社1934年出版的《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文汇编》一书，张学良、于右任等的30余件题咏因编辑出版方收到手稿的时间关系，未曾面世。此次展出的即是这些珍贵题咏手迹的原稿。
从蠹鱼丛里抢救出的稿本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清代学者的地理名作中，有所谓“两顾之书”。这“两顾之书”，其一指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另一本就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了。
顾祖禹(1631-1692年)，字复初，一字景范，常熟人，学者称宛溪先生。曾应徐乾学聘，修《一统志》。自顺治十七年(1660年)始，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止，以三十年之力，撰成《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该书未能在作者身前完成刊刻，学者所见多为传抄本。刊刻较早的通志堂本，惜仅得陕西一卷。嘉庆中龙万育敷文阁本将全书出版，始通行于世。抄本讹脱甚多，至不可句。前人曾见一抄本，有“四秦三有克死天下之丈功”十一字，迷惑不解，取对原稿，发现是“因秦王有克定天下之大功”十一字，抄本之不足据，于此可见一斑。敷文阁本同样校刊不精，未能称善。上海图书馆所藏者正是顾氏手定原本，可纠正诸传本之失。
此本有陶濬宣、叶景葵手书跋尾，旧为叶景葵得自杭州抱经堂者，因全书虫蛀不易收拾，书店主人朱遂翔愿以廉价出让。叶氏购得此书后，于灯下排目整理，剔除蠹鱼蛀虫不下数百，排列次序，乃觅杭州修书人何长生细心修补，费时二年，费款二百元，于是完整如新。又请钱穆、张其昀鉴定，确认为顾氏原稿。
此本又有清阙名者一跋，此人见过顾祖禹之孙，据顾氏之孙说，“其大父卒之年为康熙壬申”。顾祖禹的生卒年一向存在异说，而顾家后人的记载当属可信。学术界正是以此为突破，得出较为确切的结论。
中国参加世博会的最早记录
《北岭徐氏宗谱》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成为全世界万众瞩目的焦点。在成功与喜悦的背后，有谁曾知晓，中国与世博会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史料却是来自于一套由上海图书馆藏的民间家谱，正是它为上海世博会最终的成功申请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是一套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在广东中山地区所修的徐氏家谱——《北岭徐氏宗谱》，谱内清楚地记载着中国商人徐瑞珩(字德琼，号荣村)以自己经营的中国特产“荣记湖丝”参加了清咸丰元年(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博会，并获得了金、银大奖的经过。然而过去的传统意义上认为我国参加世博会最早的时间为清同治六年(1867年)的第二届法国巴黎世博会。显然馆藏的这套《北岭徐氏宗谱》中提供了更早的记录与史料，将参加世博会的时间整整提前了16年。谱内记录到：“咸丰纪元，英国开百年大会于其伦敦之京城……君独寄七里湖丝十二包，往陈于会。既而较论久之，竟推君丝为会中第一，中外人无异词。英国主亲临观之，喜甚，奖君金银牌各一，手谕、画幅一帧。”此外，家谱中还记叙了徐瑞珩的人物传记，并保存了获奖奖牌、荣记湖丝商标及牌匾等实物画像。
当然仅从一份民间纂修的家谱中所提供的资料并不足为信，必须要有更加权威的证据才行。幸运的是，在馆藏的1852年英国皇家协会出版的《英国伦敦第一届世博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中，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强有力的佐证，文中写到：“在中国部分，上海荣记丝绸的展品表明，当地农村蚕种的改良促进了丝绸质量的提高，因此，它被评奖团授予奖牌。”
如今，《北岭徐氏宗谱》的相关史料已得到国际展览局的官方确认，他们赞扬上海图书馆为世博会的历史增加了闪光的一页！
《世界》画报
《世界》画报创刊于1907年11月，仅出两期，存世稀罕，是中国最早的摄影画报。每期刊载照片100幅左右，配有文字说明及其他专文。该刊由中国留法学生以“世界社”名义在法国巴黎编印出版。主编姚蕙， 编辑吴稚晖、李石曾。这是深受狄德罗百科全书影响的一份刊物，在人文板块集中介绍了代表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一些事物，如美、英、法等国的议会政治和法、英、德等国的大学制度；在科学板块则介绍了达尔文、赫智尔的进化学说、巴斯德的微生物学和伦琴、居里等著名科学家及其重要发现。《世界》画报所用的印刷方法是当年十分先进的凸版印刷，画面非常清晰，在当时的亚洲具领先水平。《世界》画报内容新潮，图文并茂，又印刷得特别漂亮，在当时确实引起了很大反响。著名画家张光宇认为：“《世界》画报初次发行的时候，不用说在中国是属于空前的创举，即使在印刷界进步甚速的日本，也没有那样精美和豪华的类似性质的画报出现。《世界》画报真可以骄傲地占坐东亚印刷界的第一把椅子，是东亚画报中的鼻祖。” 作家施蛰存对《世界》画报的评价更高，他在上世纪30年代曾撰文表示：“要找一种像英国的《伦敦画报》、法国的《所见周报》和《画刊》这等刊物，实在也很少。就是以最有成绩的《良友》和《时代》这两种画报来看，我个人仍觉得每期中有新闻性的资料还嫌太少一些，至于彩色版之多，编制的整齐，印刷之精，这诸点，现在的画报似乎还赶不上三十年前的《世界》。”据统计，全国仅上海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八家单位完整地收藏有两期《世界》画报，另还有个别单位和个人藏有一期。显然，时届百年，1907年在巴黎创刊的中国第一份摄影画报《世界》，已名副其实可归入新善本之列了。
最早的月份牌
申报馆印送二十四孝图
月份牌是印有月历、节令的商品广告画，脱胎于木版年画。月份牌究竟起源于何时？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目前出版的有关月份牌的论著都认为：最早的月份牌为鸿福来票行所发行的《沪景开彩图》，时间是1896年。这些说法都与事实大有出入。月份牌的起源当和申报馆有着密切关系。光绪十年正月初六(1884年2月2日)，《申报》随报奉送红绿套印华洋月份牌，这是现在可以查到的最早发行的月份牌。此后，《申报》将此作为一种有力的促销手段，年年坚持免费赠送月份牌，且图案每次均有创新。
在上海图书馆的特藏书库里，正好珍藏着一张申报馆于1889年发行的“二十四孝图月份牌”，这张月份牌由著名报学家戈公振生前珍藏，它恰好能用来印实《申报》当年的广告。戈公振生前因研究所需，收藏了大量报刊资料，其他和新闻史有关的东西也都在他收罗范围之内。1935年他病逝以后，他的侄儿、著名翻译家戈宝权接管了他的遗物，并在解放以后，将这些遗物全部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二十四孝图月份牌”即戈公振遗物之一。月份牌由红绿双色套印，红色部分为月历，中西历对照，标明节气。绿色部分为二十四孝图，图案正好环绕月历一周。月历上面印有：申报馆印送中西月份牌，光绪十五年岁次己丑，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至八百九十年等字样。月份牌长32.2厘米，宽22.5厘米，精致地托裱在一张硬卡纸上，纸上有戈公振的亲笔说明：“光绪十五年之申报月份牌，旁印廿四孝图。戈公振藏。”显然，这张月份牌当年是作为申报馆的发行物而被戈公振独具慧眼地收藏起来的，现在，作为现存发行时间最早的一张月份牌，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人们研究新闻史、美术史和民俗史的一件珍贵文物了。
“典册琳琅——庆祝上海图书馆建馆60周年文献特展”这些天(7月20日-7月30日)正在上海图书馆第一展厅举行，这是自2005年上海图书馆举办馆藏年度精品展以来，综合性最强的一次高规格历史文献展，不少展品都是首次与读者见面。从古籍善本到近代书刊，从名人手稿到照片舆图，年代跨度之大，甄选范围之广，为历年来罕见。 作者：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