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在去南京签订上博所藏高闲千字文（残）的后半部分与辽博所藏鲜于枢千字文前，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签订了一份合约即把枢补高闲所缺佚的千字文的前半部分合为一卷，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以准备向上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活动献礼。此事是由谢稚柳先生和杨仁恺先生共同提议的。在来宁前数天，在一次招待外宾之际，谢先生偶然看到了辽博的鲜于枢千字文，顿觉疑问，准备事后再细加审察。然由于杂事之多，此事也没有办成。来南京后，他忽又想起此事，嘱我写信给上博书画部的有关人员，请他们校对两卷字上鲜于枢的“箕子之裔”朱文印是否一样，如其一样，则无可非议，如不一样，则鲜卷必伪无疑。此时正逢上博有关人员出差来宁，谢先生也请他回沪后，请为校对。不数日，上博即给杨仁恺先生一信，告知经核对，两印一致。杨先生接信后甚为高兴，因为在此之前，谢先生已把自己的疑问告知杨先生，杨先生十分焦急。急于想知鲜印的异同与否，现有明确来信，当然更信无疑。我得知此消息后也告知谢先生，先生当然也松了口气，因为此事是他发起的，而且现在的一切有关出版的工作均准备得差不多了，中间废辄不仅与杨老面上过不去，上博也很为难。当年11月18日，我因公回上海，为郑重起见，谢先生请我务必去上博库房再对此印核对一遍，为此一到上海，第二天即去上博书画库房提取高闲、鲜于枢两卷子校看，结果发现两卷所钤“箕子之裔”印不同，我当即提出三点疑问：（1）二印气息不同，高闲卷上的印气息佳，有灵气, 而鲜卷上的印比较板滞，无精神。cDn-www.2586.waNG（2）二印印泥颜色不同，前者鲜红，而后者深暗。（3）二印印文的篆写粗看相似，细度之，个别字的转弯、折角均有不相同的地方。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此二卷上所钤的“箕子之裔”应是鲜于枢补完高闲残缺的千字文后一起钤上去的，而且，在高卷与鲜卷的拼接处，各留有一半的“箕子之裔”。可见两卷当时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可以断定，此二印无论篆法及印泥色应完全一致。它们的不同，可见鲜卷当是后人所作，两卷均有“式古堂”的藏印，倒也一致，因此也可断定，鲜的真迹的散失割裂，不晚于卞文瑜，而卞也走了眼，受了蒙蔽。为了进一步确认鲜卷的疑问，又隔一天，即是21日，我又上库房提取了馆藏三件鲜于枢的手卷进行辨折，以确认字的本身的异同问题。这三卷是：（1）行书诗卷，（2）临怀素草书千字文，（3）行楷韩昌黎送李原归盘谷诗卷。此三卷为鲜的三种书法形体，而以行书诗卷的书体最似辽博的那件字迹了。然而不比则已，一比较，则辽博那件无论从形体、气息和书法的笔迹，相差甚远，从而更证实了此卷的疑问。

　　同年11月24日回南京后，即把此情况告知谢先生，上博有关人员也同意我的看法，并附了一信给谢先生，先生深感不安，却也不便马上告知杨老。杨老对此事尚不知，正在写那篇关于出版此卷的前言，洋洋洒洒有万言字，并请黄伟利誊写。然后拿给谢老，请他提意见，谢说，“请暂不要交与我，我俩一起到上海后再去看看此卷。”话中之意已是十分明了。（劳继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