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误读青铜器铭文

 图片资料

　　【核心提示】和任何史料一样，铭文都反映铸造者的主观立场。利用铭文做研究时，只有在弄清铸造者立场后，才可能了解铭文。

　　中国历史学家通常以为古代青铜礼器上的铭文是第一手史料，可以利用它重写历史。此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无多加思考的必要。和任何史料一样，铭文都反映铸造者的主观立场。利用铭文做研究时，只有在弄清铸造者立场后，才可能了解铭文。

　　《礼记·祭统》有段文字记述青铜器铭文的作用是为了“称美而不称恶”，即铭文并非陈述事实。因此，周人的铭文每次提到战争，都是周人获胜。若不清楚青铜器铭文铸造者的主观立场而用之写周代的历史，我们便无法理解周穆王的势力为什么有一定的限制，更不用说周幽王为什么死于骊山之下。

　　西方学界关于铭文的两个观点

　　本文要讨论两个西方汉学家提出的有关铭文的观点。对他们的观点，我并不认同，但仍觉得中国史学家可能还未听说过，在讨论青铜器铭文的历史价值时，可能会有一些借鉴价值。Cdn-WWW.2586.wanG

　　第一个观点是十年前柯马丁(Martin Kern)提出的，他认为尽管铭文是用文字书写的，但书写形式的重要性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铭文所反映出的原来的口头内容。铭文反映的两个场景：一个是赏赐典礼，二是祭祀先祖。在两个场景中，铭文本身都不起重要作用，赏赐典礼的对话和祭祀先祖的祝颂才是仪式的主要内容，而这些都是口头的，并不需要文字。

　　第二个观点由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在二十年前提出，并获得不少西方汉学家的认同。他认为，铭文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为受命者朝见天子典礼的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出席人物以及赏赐的礼品等，罗泰将这部分称为“功劳的记录”。后半部分记录的是受命者纪念其祖先，向之祈求福禄，按照徐仲舒的观点，罗泰称其为“嘏辞”。罗泰指出，因为青铜器是为了祭祀祖先而铸造的，所以嘏辞才是铭文的核心部分。功劳的记录那一部分是次要的，甚至完全是可以缺少的部分，并且功劳的记录往往是虚假的，不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在讨论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逑盘时，罗泰说铭文内容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逑凭空伪造的，无论是关于周王还是单氏家族的祖先的叙述，都不一定可靠。

　　这两个观点虽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都过于极端。柯马丁强调原来的受命典礼以及后来的祖先祭祀当然值得注意。青铜器铭文既起记录作用，又起纪念作用。正如受命典礼和祖先祭祀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目的，同样，铭文的记录作用和纪念作用也不同。虽然如此，柯马丁说铭文的书写形式是次要的，恐怕是误会了古人铸造带铭文的青铜器的原因，也误会了铭文的基本作用。

　　从师望鼎看铭文铸造

　　了解青铜器铭文的基本作用，应首先考虑到其铸造过程。这样，我们会体会书写对铸造者的重要性。铭文先刻在陶板上，这是正写的阴文。因为正写阴文铸造的时候会造出反写的阳文，所以这一陶板不能直接放进铸造青铜器的合范里，需要先印于另外一个陶板上，把正写阴文变成反写阳文。至此，这一带有反写阳文的陶板方可放进合范中。铸造时，反写的阳文就变回我们现在所见的正写阴文。如果青铜器只有礼仪作用，何必经过这样复杂的过程造出一个根本不可以见到的铭文？如果铭文仅仅是次要的，铸造者不会下这么大的工夫来制作。

　　这当然只是我自己的主观看法，然而有一积极证据可说明铸造者非常重视铭文。在2005年，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从香港的私人收藏家购买了著名的师望鼎。为了保证器的真实性，博物馆购买之前利用了各种科技办法来鉴定，包括全器的X光。从X光可以看出很有意思的现象，师望鼎是典型的西周晚期圆鼎，铭文列于圆腹的后壁，从口下往腹底。X光显示带有铭文后壁的青铜非常纯粹，几乎没有气泡。与此不同，铜器的前壁，也就是说没有铭文的那一面，含有许多气泡。因为铸造铜器的时候，注流的青铜在合范底下最集中、最纯粹，越往上流越堆有气泡。这些气泡会留下痕迹，甚至青铜凝滞以后在青铜器上也会造出小洞。为了确保师望鼎带有铭文的一面没有气泡，铸造者显然故意地将那一面放到合范的底下，这样气泡都显现于铜器的另一面，即使另一面是铜器的正面。这和我们一般理解合范的位置有所不同。师望鼎的X光说明西周时代铸造青铜器的人非常重视铭文，一定要让它完全无失显现出来。这说明不但是铭文内容重要，并且它的物质形式也特别重要。

　　铭文信息中功劳的记录更重要

　　关于罗泰的观点，我同样觉得其启发性很强，但是说法仍然失之过于极端。罗泰以个人观点断定铭文功劳之记录往往是虚假的，毫无积极证据。他有关逑盘铭文对单氏家族祖先的叙述不可靠，唯一的证据是铭文说惠仲盠父侍从周昭王和穆王，而林巳奈夫曾说过1955年也是在陕西眉县发现的盠方彝、盠尊和盠驹尊是周懿王或孝王时代铸造的。因为盠方彝等器的盠应该就是逑盘的惠仲盠父，所以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据我想，遇到这样的矛盾，妥当的答复不是怀疑历史资料，而是怀疑过去历学家的说法。其实，罗泰未提到的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即白川静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说盠方彝等器应该是穆王时代的青铜器。在林巳奈夫和白川静之间，我们应该选择哪位学者的说法？我觉得回答很简单：我们应该选择青铜器铭文上的信息。

　　罗泰说铭文嘏辞的部分比功劳的记录对铸造者来说更为重要。对此，我难以认同。虽然如此，对现代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说功劳的记录远比嘏辞重要，毫无疑问。尽管铭文内容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是所载年代记载、右者的名称、命书、礼品等等内容绝不是虚假的。嘏辞当然也重要，特别是对当时祖先的崇拜。然而除非是研究古代历史的现代史学家们，大概都会认为铭文前半部分要重要得多。

　　虽然我不能认同罗泰教授对功劳的记录和嘏辞的史学重要性，然而他把青铜器铭文分成这两个部分仍然有所见地。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在语言用法上正好反映不同的立场。因为功劳的记录这一部分一律把周王称作“王”，而嘏辞部分往往把他称作“天子”。

　　(作者单位：芝加哥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