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旦、女形与文明戏的反串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20:17 点击：
文明戏是1907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骏河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演出的《茶花女》开始的。但是，引人注目的是，它是以男主角反串的形式出现的。李叔同所扮演的茶花女，就是男扮女装。日本老戏剧家松居松翁对李息霜的演技极为欣赏，他说，他看了这个戏令他想起在法国蒙马得尔小剧场那个女优杜菲列所演的茶花女。
这一年的6月1日至3日，在东京本乡座剧场，演出由曾孝谷执笔的，根据美国皮丘·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黑奴吁天录》。小说的译本是由林纾、魏易翻译的，由曾孝谷执笔改编成剧本，排练了三个多月。谢抗白扮演主角哲治（黑奴），曾孝谷扮演黑奴妻。其余女性角色都由男性担任。
1909年初以申酉社的名义演出了根据法国作家沙陀（一译萨尔都）的剧本《女优托斯卡》改编的《热泪》。陆镜若根据日本新派剧家田口菊町的剧本译编的。陆镜若扮演画家露兰，欧阳予倩扮演女优托斯卡，谢抗白扮演扮演革命党人亨利，吴我尊敬扮演警察总监保罗。欧阳予倩除了《热血》中的杜司克之外，还有《茶花女》中的马克、王熙凤、夏金桂、小桃红等等，还有众多老妇的角色。《珊瑚》中之婆婆、《田七郎》中之田母、《爱晚亭》中之母亲等等。
在春柳社中，马绛士是反串的典范。他“身材面貌本来瘦弱，眉黛微颦，就如千愁万恨兜上心来”，（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第43页。）如《家庭恩怨记》、《不如归》中马绛士都是男扮女装。cdn-wwW.2586.WaNG除了李叔同、欧阳予倩、马绛士等人的男扮女之外，还有胡恨生、胡依仁、沈映霞、许频频等。富有意味的是，除春柳社外，天津南开剧团，周恩来、曹禺等人都是当时的“男旦”。
有人认为，男扮女角，是“有悖于生活真实和历史发展方向的。”（黄爱华：《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岳麓书社2001年，第180页）实际上，文明戏的反串，也许因为中国的戏曲历来有“以男饰女”的传统。这一传统在魏晋时就已肇其端了。据说南北朝时，后周宣帝就“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妇人服而歌舞。”（隋书·音乐志）），风气已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由于宋杂剧表演因素的扩大，角色行当也随之增加，出现了五种相对稳定的角色类型：末泥——男主角，引戏——戏头（多数兼扮女角，称“装旦”），副净——被调笑者，副末——调笑者，装孤——扮演官一类的角色。这五种角色类型世称“五花爨弄”。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笔记》卷十二中曾描述了一个男伶的“设身处地”式的表演，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可以说是男扮女装的演员的一种例证。京剧中的四大名旦，都是“男旦”。梅兰芳扮演的旦角是一种典范，梅兰芳对于女性的梳头和服装的理解，似乎比女性本身的理解更出色、更细腻。
但是更直接的原因似乎是受了当时日本的新派剧的影响，日本新派剧中的“女形”，河合武雄、喜多村绿郎等，都是“立女形”（第一流的旦角）伊井蓉峰相貌清秀，但演技却没有特别之处，河合武雄“是一位艺风自然的‘女方’。他后来成为艺术院会员，被指定为国宝级的人物”。喜多村绿郎成为常磐座的“女方台柱”。（河竹繁俊：《日本演剧史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312—313页）春柳社的成员在日本演出，就是因袭了这种“女形”的表演方式。
文明戏的反串，还影响到后来的新剧演出，在新剧中的男扮女方装，后来是由洪深废除的。洪深说，“我对于男子扮演女子，是感到十二分的厌恶的。也许因为福洛特教授的讲“性变态”的书，看得太多了；每次看见男人扮成女人，我真感到浑身不舒服。但是，我又想演戏，结果，只好自己去写一出完全不需要女角的戏了”。这一出戏就是《赵阎王》。在戏剧协社里面，也有两位女演员，不够分配角色，而且仍有许多社员，喜欢以男扮女。洪深初进，又不便多所主张，他于是想了一个聪明的法子——把《泼妇》和《终身大事》两戏，排在一天演，一出完全用男女合演，排在前头演；另一出完全用男人扮女角，排在后头演；让他们演员自己去实验一下。果然，一般观众看了男女合演，觉得很自然，再看男人扮女人，窄尖了嗓子，扭扭捏捏，没有一个举动，不觉得可笑，于是哄堂不绝。这个笑，是比较叫演员难堪的。而戏剧协社的男扮女装，就被这一笑笑得‘寿终正寝’了。（洪深：《戏剧协社片断》，《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108～109页。）
实际上，男扮女装，并没有在洪深之后彻底“寿终正寝”。不过，已经不是舞台上的主流了。（胡志毅 ）
这一年的6月1日至3日，在东京本乡座剧场，演出由曾孝谷执笔的，根据美国皮丘·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黑奴吁天录》。小说的译本是由林纾、魏易翻译的，由曾孝谷执笔改编成剧本，排练了三个多月。谢抗白扮演主角哲治（黑奴），曾孝谷扮演黑奴妻。其余女性角色都由男性担任。
1909年初以申酉社的名义演出了根据法国作家沙陀（一译萨尔都）的剧本《女优托斯卡》改编的《热泪》。陆镜若根据日本新派剧家田口菊町的剧本译编的。陆镜若扮演画家露兰，欧阳予倩扮演女优托斯卡，谢抗白扮演扮演革命党人亨利，吴我尊敬扮演警察总监保罗。欧阳予倩除了《热血》中的杜司克之外，还有《茶花女》中的马克、王熙凤、夏金桂、小桃红等等，还有众多老妇的角色。《珊瑚》中之婆婆、《田七郎》中之田母、《爱晚亭》中之母亲等等。
在春柳社中，马绛士是反串的典范。他“身材面貌本来瘦弱，眉黛微颦，就如千愁万恨兜上心来”，（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第43页。）如《家庭恩怨记》、《不如归》中马绛士都是男扮女装。cdn-wwW.2586.WaNG除了李叔同、欧阳予倩、马绛士等人的男扮女之外，还有胡恨生、胡依仁、沈映霞、许频频等。富有意味的是，除春柳社外，天津南开剧团，周恩来、曹禺等人都是当时的“男旦”。
有人认为，男扮女角，是“有悖于生活真实和历史发展方向的。”（黄爱华：《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岳麓书社2001年，第180页）实际上，文明戏的反串，也许因为中国的戏曲历来有“以男饰女”的传统。这一传统在魏晋时就已肇其端了。据说南北朝时，后周宣帝就“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妇人服而歌舞。”（隋书·音乐志）），风气已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由于宋杂剧表演因素的扩大，角色行当也随之增加，出现了五种相对稳定的角色类型：末泥——男主角，引戏——戏头（多数兼扮女角，称“装旦”），副净——被调笑者，副末——调笑者，装孤——扮演官一类的角色。这五种角色类型世称“五花爨弄”。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笔记》卷十二中曾描述了一个男伶的“设身处地”式的表演，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可以说是男扮女装的演员的一种例证。京剧中的四大名旦，都是“男旦”。梅兰芳扮演的旦角是一种典范，梅兰芳对于女性的梳头和服装的理解，似乎比女性本身的理解更出色、更细腻。
但是更直接的原因似乎是受了当时日本的新派剧的影响，日本新派剧中的“女形”，河合武雄、喜多村绿郎等，都是“立女形”（第一流的旦角）伊井蓉峰相貌清秀，但演技却没有特别之处，河合武雄“是一位艺风自然的‘女方’。他后来成为艺术院会员，被指定为国宝级的人物”。喜多村绿郎成为常磐座的“女方台柱”。（河竹繁俊：《日本演剧史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312—313页）春柳社的成员在日本演出，就是因袭了这种“女形”的表演方式。
文明戏的反串，还影响到后来的新剧演出，在新剧中的男扮女方装，后来是由洪深废除的。洪深说，“我对于男子扮演女子，是感到十二分的厌恶的。也许因为福洛特教授的讲“性变态”的书，看得太多了；每次看见男人扮成女人，我真感到浑身不舒服。但是，我又想演戏，结果，只好自己去写一出完全不需要女角的戏了”。这一出戏就是《赵阎王》。在戏剧协社里面，也有两位女演员，不够分配角色，而且仍有许多社员，喜欢以男扮女。洪深初进，又不便多所主张，他于是想了一个聪明的法子——把《泼妇》和《终身大事》两戏，排在一天演，一出完全用男女合演，排在前头演；另一出完全用男人扮女角，排在后头演；让他们演员自己去实验一下。果然，一般观众看了男女合演，觉得很自然，再看男人扮女人，窄尖了嗓子，扭扭捏捏，没有一个举动，不觉得可笑，于是哄堂不绝。这个笑，是比较叫演员难堪的。而戏剧协社的男扮女装，就被这一笑笑得‘寿终正寝’了。（洪深：《戏剧协社片断》，《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108～109页。）
实际上，男扮女装，并没有在洪深之后彻底“寿终正寝”。不过，已经不是舞台上的主流了。（胡志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