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系列报道：对话人艺编剧群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20:22 点击：
邹静之在人艺上演过话剧《我爱桃花》、《莲花》。他告诉记者自己一开始的作品是歌剧，走上了话剧创作的路，还是在人艺食堂的“饭局”上吃出来的，而后就开始了《我爱桃花》的创作。邹静之说，他从小就特别喜欢舞台剧，当年有一种话剧录音剪辑，是没图像的，他就经常趴在录音机边上听，还经常听青艺、实验话剧院的戏。所以他对话剧最基本的感触都是声音、台词，这也是后来他对话剧的吟诵特别敏感的原因。不过他真的投身话剧创作，“还是要感谢人艺”。
写戏的人都对“三一律”有理想
东方早报：你是怎么开始写话剧的？
邹静之：其实我的第一部舞台剧是歌剧《夜宴》，是郭文景作曲的，当时在香港、欧洲演出。我写话剧可能还是要感谢人艺。当时是2001年左右，还是刘锦云当院长那会儿，他就在人艺的食堂请我们几个作家吃饭，一般他请客也就是吃涮羊肉，我一吃就吃了十年。那时一起吃饭的还有刘恒、毕淑敏、王刚。刘锦云主要的意思就是能不能一起帮着人艺写两个话剧。
东方早报：那顿饭之后就开始着手写了？
邹静之：当时有三个选题。CDN-Www.2586.WaNg其中一个就是《我爱桃花》，这个故事的灵感也是因为一本明末小说集《型世言》中的某个故事。这本书后来在中国没有了，1993年才从韩国传回来。这个故事大概就是戏里开篇的效果，当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由头。第一稿写得特别快，就花了一个星期。后来改剧本大概改了一个月。2003年的时候，这个戏就演出了，后来在首都剧场、保利、国家大剧院演过。光人艺就演了200多场，还算是挺创纪录的。
东方早报：后来上海的导演何念还排了一版，梅婷演的。
邹静之：是的。这个戏前后加起来有9个专业剧团演过，大概前后一共演了400多场。包括哈尔滨话剧院、西安、贵州、南京，还有我老家江西的剧团，还有一个美国的华人剧团。他们要给我稿费，我都没有要。对了，我们龙马社自己也排过一个版本。
东方早报：你最喜欢哪一版？
邹静之：我还是比较喜欢人艺这版，应该说这个版本最成熟。上海版本可以说是剧场效果比较好的。
东方早报：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排演这个剧本？
邹静之：这戏特怪，反响特好。我在剧中其实探讨的是一个婚外恋的情感问题，这个问题太复杂，从唐朝到现代都没有讨论清楚。我希望这是一个充满诗意和抒情的戏剧。在这个戏里，我主要是想尝试一个变体的“三一律”的结构技巧，包括戏里戏外的，有一些红楼梦太虚幻境的感觉。当然那时候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叫“穿越”。我想，每一个写戏的人都可能会对“三一律”有理想，它特别迷人，但又很有难度。
坚持文本重视舞台呈现
东方早报：后来你又给人艺写了一个大剧场的话剧《莲花》，似乎你的剧本写作都不是现实主义的路数？
邹静之：好的话剧是那么让人走不出去。我曾经看过以色列的一个戏《安魂曲》，那种戏剧观念，是那么自由，那么充满想象。我觉得艺术本身就是宗教，艺术本身对人就是一种教化。我喜欢的就是那种诗意的戏剧。我个人各种各样的风格都会尝试，但是我骨子里是写诗的，是浪漫主义路子的。
东方早报：所以你和万方、刘恒一起搞了龙马社？
邹静之：我们龙马社这三年也已经搞了5部原创戏演出了100多场。我们三个人都喜欢舞台剧，老在剧院里看戏时碰见，所以后来就说，干脆自己搞一个剧社排戏。其实我们三个人论名利，都还可以了，就是纯粹的喜欢，所以还是希望做一些艺术至上的东西。我们一直都是坚持文本的，当然也重视舞台呈现，我们只想做戏认真一些，更有品质一些，总之我们的态度和精神是一样的。
东方早报：自己搞剧社会不会有些难？
邹静之：第一个戏《操场》演出的时候，服装没钱我就自己掏。我觉得票友精神是一种特别伟大的艺术精神，我要永远保持一个票友的精神来写戏。
专访当代剧作家何冀平
对于编剧何冀平，可能更多人都知道她那部家喻户晓的电影作品《新龙门客栈》和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这位在香港横跨舞台、电影、电视三大领域的金牌编剧，正是28年前为人艺写出了老北京话剧《天下第一楼》的编剧。今年3月，《天下第一楼》作为纪念人艺建院60周年的剧目，被放在“辉煌起点”单元压轴亮相，与其比肩的正是《龙须沟》、《家》这样的经典保留剧目。
当年一名普通的工厂女工，被人艺一眼相中，何冀平传奇的编剧人生正是从人艺这个神圣的殿堂起步。回忆起30年前的那些过往，何冀平感慨无限。她说：“可以说，我这一辈子都是人艺奠定的。无论做人、做剧，那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是人艺给我的。它对我的一生受益匪浅，没有人艺就没有今天的我。”
今年人艺60周年大庆时，何冀平再次回到人艺“老家”，花了4个月赶出了人艺60周年的原创大戏《甲子园》，即将在两个月后由人艺五代同堂的演员阵容共同搬上舞台。
于是之每次都双手接剧本
东方早报：你当年怎么会从工厂去人艺当了一名专业编剧？
何冀平：那时候刚好是“文革”结束，我在工具厂里当工人，和别的工人一起合作写了个剧本，当时人艺派了人来帮我们一起搞业余创作，导演是蓝天野，背后策划的就是人艺的第一任书记赵起扬。那时候我还是个梳着两个辫子的小姑娘。人艺的艺术家可能真的比较敏感，他们当时看了那个剧本，就问这两幕是谁写的，最后他们知道是我写的。赵起扬当时就很看中我，说，别当工人了，来人艺写剧本吧。正好那时中央戏剧学院开始了“文革”后的第一次招生，我说，我想先读大学。赵起扬他们没有留我。
我在中戏的四年，人艺没有找过我。我们班是文化部委培的，毕业以后都要去文化部下面的单位工作。但是没想到的是，人艺其实四年里都没有忘记我。我毕业的时候，人艺特地去向文化部要来了一个名额，把我招到了人艺。
东方早报：到了人艺以后是怎样一个生活和创作状态？
何冀平：当时人艺最核心的部门不是院长办公室，而是编剧组。我们的组长是于是之。平时我们的生活非常自由，不用上班，人艺也不管你在干吗，可以说就是整天“供着”你。但是于是之每周都会组织我们六七个编剧一起聊天、吃饭、喝酒。后来他当上了副院长，工作很忙，但我们编剧组的每周一聚依然雷打不动。
东方早报：如果一直不交剧本也没关系么？
何冀平：没关系，我们的创作环境非常宽松。剧院一点不给你压力，就是一直把你当宝一样看着，你能感受得到。但是我们如果把剧本交出来，于是之每一次都是恭恭敬敬的，双手接过剧本，感觉就是把你的心血都接过去了。然后于是之会把自己关在家里，躲起来，不见人，认认真真看两遍大家再一起讨论。
人艺对编剧的好，实在太多了。当时分房子、搞福利，第一个一定是想到编剧的，于是之当时就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李云龙。我们当时组里有7个编剧，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个个都不好伺候。但我们就是被捧在手心里，被爱护着。
东方早报：你是1982年进的人艺，1986年写出了《天下第一楼》，那你到了人艺最初几年在做准备么？
何冀平：当时我写了三年电视剧。然后有一天我想要写“北京烤鸭”的题材。这个可能也和我喜欢吃有关系。因为我之前去了和平门的全聚德烤鸭店体验生活，甚至专门去学习烹饪，考了个二级厨师证书。我就想为这些人立传。我在人艺的时候，是当时编剧组唯一一个中戏毕业的。人艺好像有这个不成文的惯例，更注重编剧的实践而不是学历。
“只有留下剧目才能留下人艺”
东方早报：这个戏好像很快就排出来了？
何冀平：我前后酝酿了两年多，修改了好几稿。按照人艺的惯例，编剧要在排练之前把剧本读给演员听，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最后演员自己提出对角色的申请。记得当时演员提了各种很专业的问题，因为我为了这个戏体验了很长时间，比较用功，所以都回答上了。读完剧本，大家都兴奋得不行，不少演员甚至当场写出了书面申请。杨立新听完剧本以后实在想演，当即就给夏淳导演写了条子：“我会唱些许的京剧，我生长在北京的南城——前门外，父亲虽然不是烤鸭子的，却也干的是‘勤行’(注：饭店、茶馆跑堂的。现泛指餐饮行业等需要手勤、眼勤的行业)，对于这个行业里的人和事，我多少有些接触。”后来，他得偿所愿领到了大少爷的角色。
东方早报：演出后有什么事情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何冀平：我记得曹禺老院长从联排到演出，看过五遍。他曾经握着我的手，追问戏里我用来结尾的那副对联究竟是什么意思。
演完之后，于是之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贺何冀平》，其中有一句说：“感谢剧作家，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任何时候想起这句话，我的眼睛都在发热。我在人艺工作了7年，后来移民香港，再也没听到过这样的话语。
东方早报：为什么后来去了香港？
何冀平：主要因为我家里人都在香港。当时我流泪交了辞职信，于是之也流着泪在我的报告上签了字。但是剧院给了我一份院外特邀编剧的聘书，而且是001号。我后来和徐克合作《新龙门客栈》，也是因为他在香港看了我的《天下第一楼》。当时很多人说，你在人艺一个戏写三年，在香港肯定饿死。后来我写《新龙门客栈》，一个星期把两男一女的故事改成了两女一男，这些都是人艺给我打的底子。因为人艺的老艺术家告诉我，什么是创作，创作就是瞪着白纸瞪出血来。
东方早报：这次写《甲子园》是什么感想？
何冀平：这个戏有六字箴言，就是原创、北京、现代。其实现代和北京，我都已经不是很熟悉了。而且时间非常紧，是我写话剧时间最紧张的一次。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戏要和《天下第一楼》比照。但我必须写，义不容辞，实在不能拒绝。只有留下剧目才能留下人艺，如果没有剧目就没有人艺。我没有什么财富可以给北京人艺，但我还有手里的这支笔。
相关链接
“这个剧院始终保持着文学剧院的一种传统，它所有的动力都由剧本开始。”人艺副院长、濮存昕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剧院。人艺院长张和平在人艺60周年时再次重申了这个命题：“剧本是一个剧院的立身之本，其文学基础决定了作品最后的成败。一个剧院得靠剧本说话，戏剧的生命力在于戏剧文学的品质。”因而，从聘书编号为“001号”的院外编剧何冀平开始，人艺的“外援”队伍里，始终都有那些一长串让人振奋的名字，记者也在此列出几个，试图体现这些“编外”是如何在人艺的鼓励下，开始话剧上的成功创作。
孟冰 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就在去年，总政话剧团的几部话剧来到上海，孟冰的《毛泽东在西柏坡的遐想》赢得了所有人的交口称赞。这位当今军旅题材编剧中的翘楚，其作品囊括了当下戏剧界的所有奖项。但他的成名作，却是在人艺实现的。
1983年，孟冰还是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的一名普通编剧，由他挑梁创作的剧本《红白喜事》在团里被毙，不服气的他恳请领导帮忙，希望让人艺的夏淳、于是之看看剧本，因为那才是他“心目中的专家”。夏淳听孟冰读完剧本后精神一振，第二天便亲自向剧院提出了排演申请。第二年《红白喜事》的庆功宴上，于是之、朱旭(微博)、林连昆等人艺的老艺术家纷纷给孟冰敬酒，孟冰至今记得于是之的那句话：“我们给您敬酒，是为了让您想着我们，您是剧作家，您记着给我们这些当演员的写戏，给我们口饭吃。”
过士行 当代著名剧作家、现任国家话剧院专职编剧
作为当今中国戏剧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过士行和林兆华被称为“黄金搭档”。从一名戏剧记者改行专业编剧，他的编剧生涯正是从人艺起步，从和林兆华的惺惺相惜开始。
早在1980年代，过士行还是《北京晚报》跑戏剧口的一名文化记者，在看了无数戏采访了无数戏剧人之后，在林兆华搞了实验戏剧《绝对信号》之后，过士行的创作欲望被点燃。偶然一次向林兆华表达了自己对剧本创作的兴趣，不想林兆华当即鼓励他：“想写就赶紧写出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写你熟悉的就行了！”在林兆华的鼓舞下，过士行先后写出了震动中国剧坛的三部曲《鸟人》、《鱼人》、《棋人》，前两部都是和人艺以及林兆华合作的，两人也从此成为艺术上的莫逆之交。
说起自己的编剧之路，过士行说自己特别要感谢刘锦云和张和平两任人艺院长，“在我还不会写戏的时候，人艺演出了我的第一部话剧，要没有刘锦云一句‘这本子成’，《鸟人》可能过不了关；如今在我写不出戏的时候，人艺又给了我名誉编剧的称号，张和平实在是尊重剧作家，让我有双倍的感动。”
刘恒 著名影视编剧、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主席
刘恒写过《菊豆》、《秋菊打官司》、《张思德》、《云水谣》，最著名的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但他却在2010年把自己的舞台处女作给了人艺。他为人艺60周年创作的献礼剧《窝头会馆》，因为林兆华导演，何冰、濮存昕、杨立新、宋丹丹(微博)、徐帆“五星”主演的强大阵容，两年内创下了86场演出、2500多万元的票房纪录，成为人艺近年来最成功的一部原创大戏。而在这次人艺来沪的5部剧目里，《窝头会馆》依然是最受注目也最热卖的一部作品。
事实上，刘恒初次尝试话剧，同样是因为人艺的邀约。人艺院长张和平是刘恒的老相识，在张和平看来，刘恒特别擅长写小人物，台词也有特色，因此力邀他来尝试一下话剧创作。两人在题材故事上几经权衡酝酿，在风格上也达成共识：与人艺的传统衔接，至少在形式上不玩弄花样。刘恒为此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在力求接近人艺风格的基础上，最终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新的开拓和展示。
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刘恒依然笑称这部戏应该算是习作，自己还没真正入门。而对于和人艺的继续合作，刘恒依然充满兴趣： “我一直认为人艺是崇高的殿堂。在这里，让我有‘受戒’的感觉。所谓的‘戒条’其实是要遵守的原则。我要写戏，要多写戏，要写好戏，要为人艺多写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