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齐齐艺术网 >> 戏剧 >> 戏剧研究 >> 正文
《雷雨》演出史应该改写 ——关于《雷雨》首演的深度考证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35:36 点击:
  摘  要:本文在刘克蔚考证的基础上,对春晖中学1934年12月2-3日首演《雷雨》进行了深度的考证。通过原始史料的发掘,对回忆者景金城的春晖身份及其回忆的真实性、参与指导和演出的师生的春晖履历、春晖中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排演话剧的优良传统与历史真实进行了认真的甄别与考证,纠正了刘克蔚初步考证的偏差,弥补了其不足,证明和认定了春晖中学首演《雷雨》的历史事实是确定无疑的。《雷雨》的演出史应该重写,文学史与戏剧史的相关内容应该改写。
      关键词:文学史与戏剧史 《雷雨》首演  考证     对于《雷雨》,中国留日学生1935年4月27—29日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的公演,通常被认为是首演(简称“旧说”)。(1)作为一个话剧研究者,我对此说一直持怀疑态度。我不相信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在20世纪30年代话剧艺术发展得如日中天的时候,《雷雨》发表后近一年的时间内,国内会没有人排演。但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只好无奈地沿用此说。1993年,刘克蔚先生经过“多方寻觅史料和反复考证”,发表《<雷雨>国内首演钩沉》(以下简称《钩沉》),提出“《雷雨》首演不是1935年4月在日本东京,而是1934年12月2日在浙江省上虞县的春晖中学。”(2)1997年他又发表《<雷雨>首演春晖中学始末》(以下简称《始末》),对考证的缘起和首演的经过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cdn-Www.2586.waNG(3)但是,至今仍没有被学界接受,各类学术著作、文学史和戏剧史的著者大都仍然沿用“旧说”。(4)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这反映了学术界的慎重,但这种慎重是以本位怀疑为基础的。客观讲,尽管刘先生所做的工作是扎实的,但也不可否认还存在着容易使人怀疑的不足:主要是考证与表述上的不周密。也许这正是学术界至今没有采纳这一客观史实的缘由。在纪念话剧百年之际,我在刘先生的基础上重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度考证。考证的结果表明:《雷雨》的首演在春晖中学是确定无疑的。《雷雨》的演出史应该重写,文学史与戏剧史的相关内容应该改写。       刘先生对此问题进行考证的缘起,在《钩沉》)一文中交代比较简单,《始末》一文则比较详细。1991年春晖中学举行建校70周年纪念,他于9月8日到杭州大学参加杭州市校友大会,应邀到40年代后期春晖中学的同事景金城、朱源夫妇家畅叙春晖往事,(5)因他们三人都是当时湖风话剧团成员,交谈中特别回忆了同在“湖风话剧团”的种种活动。(6)由此景先生又回忆起了学生时代的1934年在春晖校庆纪念会上首演话剧《雷雨》的往事。他想纠正“旧说”,但因年迈多病,力不从心。为使老人安心,刘克蔚先生慨然承诺去考证。于是便有了前述文章。     假如说景金城的回忆并没有错,那么必须确定景先生与春晖中学的关系才能使人确信。但是刘先生忽视了这一点。虽然在《始末》一文中说了景“1934年在春晖高二年级读书”,后面也将当时演员所在的年级一一列出来了,但这仅仅是景先生等人的回忆。尽管这种回忆并没有错,但还是给人留下了疑窦:他们是40年代后期的同事,湖风话剧团是在40年代后期组成的,景金城先生1934年是在春晖中学读高二年级吗?他们50年后的回忆准确吗?经过考证,我的回答是确定的。     经过仔细搜集,我们发现,在春晖中学文化研究室的资料中至今还保存着一本《春晖中学校友录·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以下简称《校友录》),封面下部所署时间为“1936、11、”。这本校友录包括“现任教职员之部”、“在校学生之部”、“前任教职员之部”、“历届毕业生之部”四部分。查该校友录,在“历届毕业生之部”中的“高中第六届(二十五年六月毕业)”名单中,第二个名单即是“景金城,余姚,余姚浒山景氏医庐”。(7)当时高中的学制是三年,景金城1936年6月毕业,显然,1934年9月-1935年7月,他在高二年级学习确定无疑。而且,在“初中第九届(二十二年六月毕业)”名单中,第11个名单即是“景金城,余姚,余姚浒山景氏医庐”(8);在“附小第七届(十九年六月毕业)”名单中,第37个名单即是“景金城,余姚,余姚浒山景氏眼科内”(9)。可见,景先生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在春晖中学毕业的。他是1929年9月进入春晖中学预科部二年级(即小学六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10)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宝贵时光。这充分表明,1934年12月毫无疑问是在读高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景金城当时是春晖中学的学生会主席,工作很多,非常活跃,既参加演剧,又是校篮球队和排球队队员,老师很器重他、关爱他,同学也拥戴他。可以说,春晖七年,留给他的记忆是美好的,刻骨铭心的。而他后来的人生却失去了春晖时代的如意,比较坎坷。他在春晖中学毕业后就考入了国防部军医大学,因不满内部常闹意见而中途退学;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开一化工厂;抗战胜利后回到浙江,1946年秋至1949年在春晖中学任教;1950年初离开春晖中学到杭州参加工作,后来在东阳木雕厂退休,但都不如在春晖中学读书时那么得心应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人生的顺逆差异,会使他格外追念春晖的美好时光。     春晖中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909年春晖学堂,1919年12月2日革新的私立春晖中学校董事会成立,王佐为董事长。(11)1922年9月10日春晖中学开学,12月2日举行首次开学典礼。上午8点后,社会各界来宾陆续到校,至正午已达四五百人,下午2时齐集大礼堂开纪念会,首任校长经亨颐发表讲话。(12)散会后举行运动会与合唱会。“运动开始,太阳向西下沉。……晚餐以后,合唱会开场。合唱底曲目是:一、校歌  全体会员;二、The  Last  Rose  陈汉英、陆德坤;三、涉江  E·C会员;四、Try  Try  Again  中学部会员;五、秋夜(三部曲)   E·C会员;六、眉月  小学部会员; 七、Madrigal  陆德坤、陈汉英;   八、Home,Sweet Home   E·C会员;九、梦  中学部会员; 十、Johnny Leayes For School Again   E·C会员,张镜义独唱;十一、Good Night   小学部会员。约经一小时,合唱会在钢琴声和拍手声中经过了。宁波女子师范学生诸君更合唱世界语(Esperanto)歌一首,以表祝贺。春晖的诚意,女性底清婉的音色,传出大同和平的歌曲来,使人恍然如入理想的世界了。最后还有商务印书馆馆员携来的国音留声机器做余兴底余兴,散场已是9时多了。”(13)以后,春晖中学一直保持这个传统,在每年的12月2日举行校庆,表演文体节目。1928年以后,节目主要是演话剧。     景金城在春晖读书时一直是校庆活动的一个主要组织者与参与者,校庆活动举行文艺表演总是离不开他,他是校庆话剧演出的主力。他刚进春晖时,高中年级的同学就上演了易卜生的话剧《娜拉》,引起了他演话剧的兴趣。1930年,他在初中一年级时就大胆地选演了洪深改编的王尔德的多幕剧《少奶奶的扇子》,在学校评比时得了冠军。(14)“九·一八”以后,春晖中学学生成立“白马剧团”,他是主要成员,在韩逋仙老师的指导下,与同学王敏锦、潘凤韶等一起演出表现朝鲜人民抗日爱国的话剧《山河泪》,因为演出效果好,还组织到五夫兵营,余姚县城等地去演出,起到了很好的反日宣传效果。(15)同时还参与演出《顾正红》《名优之死》等话剧。这种演剧活动培养了他的舞台感,积累了演出经验,提高了他对话剧的鉴赏能力。抗战时期他在学习和工作中仍然演话剧。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春晖中学当老师,参加“湖风话剧团”,先后演出《雷雨》《北京人》《飞将军》《野玫瑰》《为祖国飞行》《讨渔税》《禁止小便》《中央》话剧,并担任《雷雨》的导演,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     1934年12月2日,是春晖中学的校庆纪念日。作为惯例,他们演出文艺节目,演出话剧是无疑的。景金城是学生会主席,话剧演出的爱好者,以他为首的春晖学生在纪念会上排演《雷雨》也是完全可能的。       蔡元培先生指出:“凡人行事,虽出于自己,但环境也是支配人底行为。”(16)春晖中学在1934年12月2日在校庆晚会上演出话剧《雷雨》,时代、社会与学校的环境为它准备了条件。我们可以从绍兴的话剧运动史中和春晖中学戏剧活动史中找到答案。     绍兴话剧运动的出现应该是在民国初年。1912年,绍兴县孙端镇孙端剧社在上亭公园演出文明戏。1913年4月13日-17日,浙江(绍兴)第一模范剧场演出许啸天编新剧《秋瑾》全本。(17)同年,绍兴的首家戏院觉明舞台建成,这个可容纳约800观众的镜框式、能旋转的舞台,当时在浙东首屈一指。它的演出紧跟上海的潮流,文明戏在上海兴起,它也演出《土牢记》《孽海花》等文明戏。(18)这可以说是绍兴话剧史的开始。“五·四”运动爆发后,绍兴的话剧运动获得了迅速发展。为了发动群众,提高其思想觉悟,取得支持,5月10日,绍兴县漓渚区的张若霞发起邀请聘请上海春声剧社来开演新剧,并将演出所得收入作为教育经费;11日,绍兴县柯桥区开泰乡学务委员章桀如一面筹建夜校,一面与乡自治委员章杏云、章杏泉、戴佩轩等发起演出新剧,也聘请春声剧社来乡演出,以章氏宗祠为剧场,于16日起演出一星期,收入充作开设夜校及“阅报社”之经费。26日,绍兴柯桥区开泰乡爱国会长章杏云与绍兴爱国会长高天栖等发起,在聚贤乡校组织成立“开泰乡爱国新剧团”,聚贤、集贤、景贤三校学生500余人参加成立大会,并于29日演出《朝鲜亡国惨史》,并到各乡巡回演出。同时,上虞下管青年徐用宾、徐镜渠等人也组织演出文明戏,进行文化宣传。6月,上虞崧厦镇县立第二高小职员组织“醒世新剧团”,29日在上虞县城所在地百官镇演出《朝鲜亡国恨》。7月30日,绍兴五中、五师、越材等校学生发起成立“学生救国新剧团”,多次排演《女店主》和《装哑》《国耻纪念歌》等文明戏。同时,绍兴机关亦急起筹备救国新剧团。这些戏剧活动,传播了新文化,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不仅“开通民智”,而且很好地发挥了反帝反封建的作用。1924年5月底,绍兴女师学生排演《卓文君》(郭沫若编)及《孔雀东南飞》等反封建的戏剧,县议会却以“女师男女师生合演《卓文君》有碍风化”为由,借口“县库支绌,经费难以维持”,决定停办女师。后来,在女师学生的坚决斗争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社会各界的绍兴籍名流及团体的大力声援下,县议会被迫撤销停办女师的决议。史称绍兴女师“卓潮”运动。(19)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何赤华、钟子逸、杨眉山等人筹建“五卅”惨案表演团,在诸暨县城隍庙连续两天公演《同胞血》,观众万余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以后,话剧成为绍兴人民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进行革命宣传,开展对敌斗争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和手段。于是,戏剧社团蜂起,先后成立的剧团除上述所列之外主要的有几十个,如绍兴梦幻剧团、绍兴民众剧社、绍兴业余剧人协会、上虞晨钟剧社、上虞县“三干”剧团(苦干、硬干、实干)等等;演剧日盛,演出的剧目一百多个,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春晖中学一开始就顺应时代趋势,最初的出发点就是“依新学制办理”,致力于“办到最完备最新式一个优先的中学校”,“满足社会的期望”。(20)到1928年,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有了,学生不仅来自两浙,还来自苏南、贵州、四川等地,而且远在东南亚的华侨也有人慕名送子弟前来入学,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界享有盛誉,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称。学校不仅聘请了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王任叔、刘叔琴、范寿康、冯三昧、张同光、黄树滋、张孟闻、陈兼善等一批文化名人来任教,还不定期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如蔡元培、刘大白、张闻天、叶圣陶、章锡琛、胡愈之、黄炎培、陈望道、黎锦晖、沈泽民、杨子华、俞平伯、吴稚晖、李叔同、何香凝、廖承志、柳亚子、张大千、张孟闻等等前来考察和讲学(21),始终倡导“人格教育、英才教育、动的教育”,“主张中学毕业生宜多式而不宜一式”,“一洗从来铸型教育之积弊”(22),提出“与时俱进”的教育原则和“智、德、体、美、群”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23),对学生的培养“以实施基础训练,发展个性,增进知能,预备研究高深学问,并适应社会生活为宗旨”(24),推行“社会主义”教育(25),注重能力培养。因此,学校立“春社”“以报明德”(26),固根强本;实施必修科与选修科结合的学分制,推行课外讲演;采用先进的教材,数、理、化多为外文课本,国文除选讲古典优秀作品外,还广泛采用当代进步的作品;重视外语教学,开英、日两种外语;并将知识的传授与实践技能的锻炼统一起来,体现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同时,学校还订有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新潮》、《向导》、《创造季刊》、《文学季刊》等),指定课外阅读书目(不仅包括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著作,还有哲学、史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名著)(27),开阔学生视野,鲁迅、郭沫若、冰心、郁达夫等人的作品,成为广大学生喜爱的读物;并且办《春晖》校刊与学生刊物《春晖学生》《白马嘶》等,成立学生会、学术研究会、童子军、师生协治会等一些学生组织与社团,加强能力培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春晖中学十分重视开展文体活动,以丰富校园生活,培养学生社会实践的能力。如前所述,1922年12月2日春晖中学首次开学典礼,就举行运动会与合唱会,以后一直保持这个传统,每学期举行一次全校游艺会,每年的12月2日举行校庆,必须表演文体节目,而且有学生组织管理。1924年2月成立春晖学校协治会,在执行部中单设游艺股;(28)1925年春晖中学学生会成立,设学艺部,下辖演讲股、出版股和文艺股;(29)就是1928年5月成立的春晖中学反日运动后援会,在宣传部中也设立化妆宣传股,用文艺节目进行宣传。(30)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绍兴的话剧运动也就对春晖的校园文化生活发生了影响。春晖中学办学初年就注重戏剧教育。1923年夏丏尊为学生开列的83种阅读书目中,就有《一个青年的梦》《易卜生集》《莎氏乐府本事》《威尼斯商人》等等;(31)春晖中学的排演话剧开始于1925年。(32)1925年《春晖》半月刊专门刊登了张柳生的《戏剧在教育上的价值》,文章既批评了将戏剧专门“当作消闲的事业”的偏失,指出其背离了“戏剧的本意”,使戏剧陷于“非艺术的境地”,又反对道德派的“教训式的戏剧”,认为只有“以艺术为生发点的戏剧,在教育上才有极大的价值”,提出“学校如常有这门的设施,实可免了许多无谓的事情和消遣。”(33)这种理论上的倡导,无疑促进了对春晖中学的学生演剧活动。到1926年,春晖学生排演的话剧包括“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洪深翻译的《少奶奶的扇子》”(34)等名剧。1928年,春晖附小教师何云组织“碧莲剧社”,自任导演,由农民夜校学生演出《五一纪念》(叶天底编剧)、《顾正红》。(35)春晖的戏剧活动从此十分活跃。1928年以后,秋季始业的学期举行游艺会的日期在校庆纪念日――12月2日,节目主要是演话剧。(36)1929年,高中部的同学演出了易卜生的话剧《娜拉》。(37)1930年8月起黄树滋任春晖校长,各项事业“称盛一时”,他十分重视话剧演出,说:“演话剧不仅是很好的课余的娱乐生活,它还是语文课很好的辅助课、实践课,能起到语文课课堂教学不能起到的效果;要把一个剧本搬上舞台,是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的,又能为同学们提供培养锻炼办事的能力的机会,这对同学们今后踏入社会工作时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认为应视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38)1930年11月该校按乡村组织法组织的渔浦乡就设有学艺股,下辖表演组和娱乐组等。(39)“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黄校长鼓励学生组织“白马剧团”,演出《山河泪》,用演剧宣传抗日救亡斗争。1931年,春晖中学天(爱)国剧社演出《决绝》等剧(40);1932年11月,春晖中学在征集反日品物时,将话剧剧本列在征集范围之内,与反日论文、诗歌、小说及曲谱并列放在第一位。(41)有了校长的支持和提倡,春晖的话剧演出很频繁,校庆就演戏(42),形成了排演话剧的优良传统,“凡适合于上演的剧本,如著名剧作家田汉、洪深、熊佛西等剧作几乎全校各级都先后上演过了”(43)。《顾正红》《名优之死》《少奶奶的扇子》《山河泪》《春闺梦》以及英文剧《威尼斯商人》等等一批剧目在校内外演出取得较好的艺术和社会效果。对于这时春晖学生的演剧效果,徐如愿在1947年予以了追述:“我们(春晖)的剧团,也曾在各地演出多次,颇博好评”。(44)1933年9月-1934年6月在春晖中学的周志成,对母校的话剧演出印象极深:“全校的演出竞赛,压台的是多幕剧《春闺梦》,剧情很简单,新婚不久,丈夫应召赴内战前线,阵亡后,新妇就在灵堂吊祭时自杀。但因他俩都是反对内战的,又不能不为内战作出牺牲,剧中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朗诵和凄恻的音乐,又是那样动人,印象至今不忘。”(45)可见春晖学生演剧的效果。     在这种环境气氛中,春晖学生在1934年12月2日的校庆晚会上演出话剧节目《雷雨》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事。       春晖首演《雷雨》不容置疑,显然应该得到认可。据当时参与演出的人回忆,《雷雨》首演的经过是这样的:1934年秋季开学一个多月后,各级学生照例都开始选择和准备校庆演出的节目,高二年级都在谈论演个什么剧本。作为一个老春晖生,一个学生会主席,一个热心参加演剧活动的积极分子,年级里排演话剧的核心人物,景金城也正为演个什么剧本犯愁,所以他每天到图书馆阅览室去翻杂志,希望能选一个新创作的剧本上演。10月上旬,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剧本——《雷雨》。他一口气读完了,深感《雷雨》“剧情好!写得好!”(46)于是就推荐给同学陈维辉(后改名为陈耀臣)和胡玉堂阅读。     他们通读了一遍《雷雨》,一致认为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它扣人心弦,感人肺腑,观众一定可以受到感动。这就选定《雷雨》在校庆日上演,并达成了两条主要意见:一、演员阵营在全校范围内考虑,以高二年纪为主;二、演出方式,以景金城、陈维辉和胡玉堂为发起人,自愿组成“《雷雨》演出组”,以求发挥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做到行动灵活、机动、迅速。(47)于是,他们就初步拟定演员:       周朴园    顾  朴    高一年级       蘩  漪    经菊英    初三年级       周  萍    景金城    高二年级       周  冲    胡玉堂    高二年级       鲁  贵    陈维辉    高二年级       鲁  妈    章志铣    高二年级       鲁四凤    卢凤英    初二年级       鲁大海    邱午庭    高三年级     景金城首先找到章志铣,她是从预科一年级读起的老春晖生,语文好,多次演过话剧,立即同意了,并由她出面约请到初三年级的经菊英和初二年级的卢凤英,也都同意。接着他又有找到高一年级的顾朴,也同意了。最后找到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却从不参加游艺活动的高三年级的邱午庭,却遭到了拒绝。他说:“这不是强人之难吗!你们不是知道我没有演过话剧,为什么偏要找到我这个门外汉呢?”但只有邱午庭在体魄和精神气质上都比较合适鲁大海这个角色,于是景金城劝他先读读《雷雨》再作决定。在第二天中午,邱找景金城表示:“《雷雨》写得深刻动人和有社会意义,值得演出,鲁大海一角就由我试一试吧。”于是,演员的选配工作全部落实。从发现剧本,到选定演员,只有4天。(48)     对于学生要排演《雷雨》,班主任兼语文教师蔡丐因先生当初并不赞同,他在景金城和胡玉堂面前表示了“题材内容不可取”的看法,并在笔记本上写道:“《雷雨》一名‘混帐’,又名‘醋波’,《雷雨》中的清白人物,犹如《红楼梦》中贾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一看十分荒唐。”他认为从作者文学素养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看,剧本写得好,但是大少爷周萍与继母的乱伦关系,与异父同母的妹妹发生暧昧关系等内容有伤风化,是不应入大雅之堂的,他担心这样的题材搬上舞台会对青年学生起副作用。当时景、胡沉默了,但并没有改变决心。后来,蔡先生因怕影响同学们的情绪,也没有向大家再说过自己的意见。(49)     他们以初出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制定了严密的工作计划,召开“《雷雨》演出誓师大会”,克服了一个个排演的困难:在《雷雨》还没有单行本的情况下,便安排了8人分4组在晚自修后点煤油灯刻印了40册《雷雨》剧本;缺少导演,就集体导演,并请对《雷雨》持不赞同态度的蔡丐因先生常常到场指导;排练时全体演职员都到场,一边工作一边做观众,随时提出改进意见;采取集体读谈的办法来加深对剧本的理解和记忆,并用朗诵和面对面的方式准备台词;过好台词关,规定演员既要背好自己的台词,也要记住同场角色的台词,有时就要2-3人一同背练;规定星期日一律不能回家,全力以赴;他们自己钉木框,覆上白布,由有绘画才能的学生绘制布景;服装和道具向学校和老师借;灯光和拟音也自己设法解决。          他们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进行认真的排练。例如剧中鲁大海愤怒地打周萍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个动作,扮演者邱午庭在排练时建议扮演周萍的景金城用手护住面颊,使表演既真实又不打伤人,景金城则认为不妥,因为剧情是一环扣一环地发展着,用手护面颊的动作和打耳光的人绝难配合得天衣无缝,一旦弄巧成拙,表演不真实,必将损害舞台气氛,流入“文明戏”的低级槽臼,损害艺术价值。所以他对邱说:“你就放心地打,认真地打。”在正式演出时,邱午庭进入了角色,重重地一记耳光,打得景金城眼冒金星,晕头转向,一个趔趄几乎跌倒在舞台上。下场后邱向景道歉,景则夸邱演得好,打得好,可见他们的严肃与认真。     虽然大家如此投入,但因都没演过如此大型的多幕剧,心理始终没有底。于是,校庆纪念的第一天晚上,他们举行试演(彩排)。本来打算试演1―2幕,看效果再决定演出,但试演的效果出人意料的好,一演就演完了全剧。参加者章志铣这样回忆:     谁知,当《雷雨》开幕时,全场人声突然安静下来,而且越演越静,几乎全场都能听到我们演员的台词。第二幕将结束时,导演征求演员们的意见,一致赞成演完全剧。全剧演完了,观众并不一哄而散,缓缓离开大礼堂,相互细谈,……观众中有人认为,大少爷站在统治者的地位,被鲁大海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表现是好的,但要注意(避免)打聋演员的耳朵;鲁妈出场与四凤相见表现很好,但与(在)剥削压迫穷人面前,坚强勇敢……散场时,演员上台谢幕,演员才看到观众挤满了大会堂。自始至终,观众静悄悄的。观众缓缓退出会场,他们还询问明天演什么戏……     第二天晚上,庆祝校庆继续演戏(即《雷雨》),观众从驿亭、赵岙、希奇(西徐)岙……,都赶来看戏了。《雷雨》的吸引力很大……(50)     可见,1934年春晖的校庆纪念会上,《雷雨》实际上是演了两场。因为第一场试演(彩排)就很成功,所以第二天正式演出时,“驿亭、赵桥、希奇(西徐)桥……”等地的农民,“都赶来看戏了”。这次公演比较成功,“演出效果普遍反映较好”(51), 蔡丐因老师对扮演鲁贵的陈维辉说:“头一场只有鲁贵和四凤的对话,这场对话比较精彩,故吸引人继续看下去。”(52)演出后开了一个座谈会,除演出组全体成员外,邀请了各年纪的级长、负责游艺股的同学和黄树滋校长、方度与蔡丐因等老师参加。黄校长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说:“这次你们的《雷雨》演得很好,我看了非常感动,我一定要参加你们的座谈会。”可是后来因病不能参加,但郑重叮嘱方度先生代表他参加座谈。在座谈会上,老师们给与了充分的肯定,方度先生转达了黄校长的意见:一是艺术效果好,“这是他一生中看过的戏中最受感动的一个戏”,春晖中学“能演出这样扣人心弦,感人肺腑的好戏,实在难能可贵”,它使人“觉得津津有味”,“得到了艺术享受”,这“就是艺术效果好”;二是社会效果好,“它生动而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当时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罪恶,激起了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憎恨”,“预示着畸形而歪曲人性的社会必将崩溃倒闭,给人们以希望,引成了追求光明的未来和建设理想社会的愿望与力量”,这就是社会效果好。同时他有两点感到欣慰:一是同学们选择《雷雨》进行排演所显示出的较好的文学欣赏水平和洞察社会现象的能力,二是这次排演所表明的同学们已一定程度地掌握了戏剧表演的艺术和具有较好的组织能力。并对演出成功表示祝贺,对演出组同学表示嘉勉。(53)由于演出比较成功,后来同学们不再叫陈维辉名字而称他为“鲁贵”。(54)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同学们的汗水换来了满意的结果。       春晖中学1934年首演《雷雨》不仅可能,而且是不可篡改的客观事实。然而,我们必须对当事人的回忆的真实性和参与指导和演出的师生在春晖的真实履历予以进一步的确认,才能更加有力地说服人们去接受这个事实。考证的结果表明,不仅可以确定当时的参与和介入《雷雨》演出的师生在春晖的履历,而且可以证明回忆本身所显示出的真实性。     当事人回忆中提到的老师和演员的在校时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景金城的回忆中,提到的老师有黄树滋、韩逋仙、方度和蔡丐因等。蔡丐因原名蔡冠洛。查《校友录》,“历任教职员之部”中有方度、黄树滋、蔡冠洛、韩逋仙等人(55)。在上虞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一份《1933年度第一学期教职员一览表(1933年11月)》(56),查此表,有黄树滋、方度和蔡冠洛等人。黄树滋,上虞人,日本东京高师毕业,当时任春晖中学校长兼教务主任;方度是浦江人,上海大厦大学毕业,当时任春晖中学训育主任;蔡冠洛,诸暨人,浙江两级师范优质史地科毕业,当时任春晖中学国文主任,他年龄“44”,是全校中最年长的。(57)景金城说“蔡先生是当时母校一位高龄的国文老师”(58),显然属实。可见,他们都是1933年就在春晖工作的老师。而黄树滋任春晖校长是在1930年8月-1935年7月(59)。我们前面说过,黄树滋任春晖校长期间,春晖各项事业“称盛一时”,这是指1935年之前的情形,因为他在1935年7月之后就卸任了。他作为校长参加校庆纪念会,观看的《雷雨》演出,显然应该是在1935年之前的1934年校庆节目。     而参演者,查《校友录》,在“高中第五届(二十四年六月毕业)”的名单中,有“邱午庭”(60)。他1935年6月毕业,1934年12月正好是高三,与回忆完全吻合;在“高中第六届(二十五年六月毕业)”的名单中,除了景金城之外,还有“胡玉堂,余姚,坎镇周家路胡明记”(61)。他们1936年6月毕业,1934年12月正好是高二;在“初中第九届(二十二年六月毕业)”名单中,除了第11个名单是“景金城,余姚,余姚浒山景氏医庐”之外,第14个名单就是“章志铣,上虞人,上虞百官章家市植兰居”(62);在“附小第七届(十九年六月毕业)”名单中,第3个名单即是“章志铣,上虞人,百官转章陆章家市”,第37个名单即是“景金城,余姚,余姚浒山景氏眼科内”(63)。 可见,景金城在小学和初中都与章志铣同学,高中也应该是同学,章志铣在1934年12月也应该是在读高二。《校友录》只登记1936年11月现任教师和在校生名单以及历任教师的名单,对于1936年之前就读春晖的学生,只登记了毕业的学生名单,对于没有毕业的学生未予登记,所以有一些演员的名单找不到。尽管如此,前述几个学生名单的铆合,即可充分佐证。显然,1934年12月校庆纪念会上演《雷雨》是无疑的。     景金城对于找到《雷雨》这个剧本时的情形的回忆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说:     因为想选一个满意的剧本上演,那些日子我几乎每天总要到阅览室去……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走进阅览室,在墙面的书插上,看到了新到的《文学季刊》第三期,因为这季刊常有剧作发表,即取下来翻查目录,四幕剧《雷雨》就先入眼帘,作者曹禺虽没有听说过,但《文学季刊》是郑振铎先生主编的,没有一定水平的著作是不会被选刊的,而且篇幅这样长的剧本竟是一次刊出亦是不多见的,当时确有如获至宝之感,就坐下来认真的阅读了。(64)     这一段回忆文字,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景金城当时寻找适合演出的剧本的过程,而且还显示了他的回忆的真实性。一是《文学季刊》1934年才出版,第1卷第1期和第2期都有戏剧方面的著作。第1期目录中“论文”栏目中有署名问滔的“《戏剧的重要性及其动向》(检查删除)”,因为检查没过关,正文刊不出,编者在目录中用括号注明;第2期目录中“剧本”栏目中有署名顾青海的《王昭君》和萧乾翻译的英国作家Oliphant  Down的戏剧《梦的制作者》;而第3期就有剧本《这不过是春天》(李健吾)、《雷雨》(曹禺)和《香妃》(顾青海)。他说“这季刊常有剧作发表”,符合实情。二是他不仅记得“《文学季刊》是郑振铎先生主编的”,而且记得“篇幅这样长的剧本竟是一次刊出”,不是对《文学季刊》非常熟悉,不是对《雷雨》从头至尾阅读了是不可能有这种记忆的。第三,他在阅览室墙面的书插上“看到了新到的《文学季刊》第三期”,这一期是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当时各种杂志的发行,均有基本订户,……杂志出版后,发行工作一般都是及时和迅速的”(65),景金城看到新到的杂志显然是在1934年。可见,他们是在1934年下半年发现《雷雨》的,1934校庆日他们演出《雷雨》是确定无疑的。     1946年,时任春晖中学校长的徐如愿的回忆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34年以后,学校因受“一·二八”战役的影响,上海闸北水电厂被毁,作为一部分基金的股票贬值且不生息,经济上大受打击,尤其是高中的维持,顿时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虽然校董会竭力想法维持,但是到底是找不到一条妥善的解决途径。受不住经济的压迫,终于决定了高中维持原有班级停招新生的办法。这对学校,当然是一个大损失。第二年,更遭到一个很大的波折。校董会中有一部分人士,感觉到学校的经济困竭,想把学校送为省办,原意也许并不错,但是这一个已有光荣历史的事业,如何能中途废弃呢?那时候,各地的校友,均纷纷发动维护运动,并且与校内人士取得了密切的联系,组织了护校委员会,奔波呼吁,挣扎奋斗,总算经过了两个月,波折遂平,春晖依旧延续着它的命运。1936年夏,(66)末届高中毕业生离校了,这昙花一现的高中,仅仅产生了七届学生就灭迹了。嗣后只办初中三班,人事简化,学生的人数也锐减到200余人,真使人有“门前冷落马蹄稀”之慨。这期间,虽然更易了三位校长,但是究因客观条件的不够,也无能为力。学校一直向下走,呈现出一种动摇的现象,前程是骤然狭小了。(67)     徐如愿校长是上虞下管亮六房人,民国十九年六月春晖中学第六届初中毕业生,(68)即1930年6月春晖初中毕业;民国二十二年六月春晖中学第三届高中毕业,(69)即1933年6月春晖高中毕业,后来在浙江大学毕业。1941年10月-1949年4月,他任春晖中学校长,对春晖中学的历史应该是十分收悉的。由此可见,春晖中学实际上在1935年就开始走向衰落, 1934年招收了最后一届高中,1935年7月以后就只有高二和高三两届了。春晖的话剧活动的中坚力量是高中学生。在衰落的背景下要隆重举行校庆纪念,并演出大型话剧,可能性是很少的。而且,当时演《雷雨》的演员有高一年级的,显然只能是1934年。       我们通过对演出学生与指导老师的春晖身份的认定和人生经历的把握,已经可以完全确认《雷雨》1934年在春晖中学首演的史实。然而,上虞档案馆还埋藏着更有说服力的史料,有待我们深入去认识。     在上虞档案馆至今保存着几张残缺不全的破损报纸《上虞报》。其中有一张是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在第二版上开辟了一个栏目——《湖风剧团公演特刊》,是由湖风话剧团编发的。     “湖风剧团”就是“湖风话剧团”,是春晖师生在1946年组织成立的话剧演出团体,成员有80余人,不仅有高、初中各年级学生,还有校长徐如愿,教师刘洁民、景金成、朱源(女)、詹之尧、王文耀、章曼丽(女)、钱柏松、刘克蔚等等。他们首先在校内和县城丰惠镇演出《野玫瑰》,25周年校庆及以后还演出了《雷雨》《为祖国飞行》《讨渔税》、《中央》、《禁止小便》《上海屋檐下》《乌鸦与麻雀》等话剧和《农村曲》、《兄妹开荒》等歌剧,发挥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雷雨》剧组主要演职员是:演出总组织:校长徐如愿;导演:景金城;舞台监督:刘克蔚;布景、灯光、效果、司幕:胡大成、胡遇俊、夏弘琰、夏景晖、夏培源,徐彰,金学智等;演员:刘洁民饰周朴园,朱源饰蘩漪,范留青饰周萍,金才钦饰周冲,严嬑嬑、章曼丽饰四凤,夏培根饰鲁大海;赵慧珍、叶梅格饰鲁妈,(70)景金城饰鲁贵。     在这一期特刊中,刊发了《我们的希望》《关于雷雨》《雷雨本事》《灯光》等四篇文章,外加一个《编后》。其中《我们的希望》和《灯光》分别署名为“徐如愿”和“留青”,《关于雷雨》和《雷雨本事》没有署名。这是湖风话剧团第二次到上虞县城公演《雷雨》之后出的专刊。徐如愿的《我们的希望》主要阐述了春晖中学湖风话剧团组织成立的宗旨、出发点及其艺术取向,实际上是对他们排演《雷雨》的一个理论说明;而《关于雷雨》《雷雨本事》《灯光》是对《雷雨》的重要地位及其文本的理解与排演技术的实证说明。《关于雷雨》一文紧密结合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来论述《雷雨》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雷雨是剧运的桥梁,与剧运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有了雷雨使这发展的趋势冲破了许多障碍而增加了速度”;“中国的剧运以前曾步着十分艰难的路途,……我们深为这新的运动的前途担忧,就在这时候曹禺先生的雷雨问世了,……雷雨替剧运招来了广大的观众,奠定了话剧职业化的基础,替剧作者打了一针提神剂,使他们能鼓起勇气创作”。作者在回顾了《雷雨》的演出史后写道:     写到这里我还要追述一件往事,大家都以为雷雨的处女演是日本留学生,其实当他们出演四、五个月前,在幽静的白马湖畔曾出演过一次。春晖的校友,也许还能记得吧!那时虽然设备简陋、表演技巧自然说不上完善,但因剧本本身的脍炙人口,及同学们认真的演出,也曾使观众流了不少眼泪呢!     我们这一次选择雷雨来虞城公演,深望能为这里观众搭架一座桥梁——由旧剧而话剧。(71)     这一段当事人的追述,确定无疑地告诉了我们,春晖中学在1934年12月演出了《雷雨》。因为,留日学生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演出《雷雨》是在1935年4月27―29日,而春晖中学学生是在1934年12月2日-3日校庆纪念日演出《雷雨》的,比前者早4个月零25天。《关于雷雨》的作者说当留日学生“出演四、五个月前,在幽静的白马湖畔曾出演过一次”,显然就是指春晖中学1934年12月2日-3日的校庆纪念日演出《雷雨》的事实。《上虞报》当时是经过内政部批准登记的第一类新闻报纸,面对的读者不仅是全上虞的,还包括上虞之外的。春晖中学就在上虞城郊,其师生是其固定的读者。面对广泛的读者,面对春晖的师生,作者不会在这里说无影无踪的谎话,何况1934年在春晖的师生都还健在!有的就在上虞和春晖中学!所以,这十四年后的追述应该是真实的,是1934年12月2日春晖中学首次公演《雷雨》的不可置疑的强有力的证据。     综上所述,春晖中学1934年12月2-3日校庆会上首演《雷雨》是确定无疑的。在这里,当事人的确切回忆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文物档案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闻报刊也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演出者陈耀臣(即陈耀辉)回忆说:“后来从报上看到日本留学生演出《雷雨》,我们当时议论我们比他们演出早,但我们是不出名的中学生,也没去争理。”(72)这显然符合情理。虽然如此,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戏剧史、文学史必须予以改写,还其本来面目。值得说明的是,建国前,《雷雨》在绍兴有四个单位演出过,除了春晖的首演和1947年的重演之外,还有1936年7月苎萝剧社在诸暨县城的公演、1941年八十六军军部话剧团在绍兴觉民舞台的演出,1948年春绍兴中学学生在军训教官余恂(白琅)的主持下的演出。在此不做赘述。(刘家思)     (感谢春晖中学退休教师刘克蔚、春晖文化研究室严禄标老师、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陈星和上虞城市档案中心的工作同志在本人资料搜集与发掘时给予的大力支持!)     注释:   1、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60页。   2、6、刘克蔚:《<雷雨>国内首演钩沉》,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合编《中国话剧研究》第7期,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0页。   3、5、刘克蔚:《<雷雨>首演春晖中学始末》,《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4、据笔者所知,至今只有朱栋霖的《心灵的诗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411页)和田本相、黄爱华主编的《简明曹禺词典》(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采用了这一事实。   7、8、9、《春晖中学校友录·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1936年11月编,第34页、第51页、第67页。   10、14、15、36、37、38、43、46、47、48、49、51、53、58、64、景金城:《忆<雷雨>在春晖处女演》,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222-43-2 , 第47页、第48-49页、第61页、第48页、第61页、第64页、第49页、第50页、第53页、第55页、第67页、第62页、第64-65页、第66页、第49页。   11、、王克昌、钱钟岳:《商界巨子、兴学楷模》,转引自《中国名校丛书·浙江省春晖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3页。   12、13、《开校纪念会纪事》,《春晖》第4期.   16、蔡元培:《在春晖中学的演说——羡慕春晖的学生》,《春晖》第14期。   17、《秋瑾》剧广告,《越铎日报》1913年4月11日。   18、章玉安:《绍兴文化杂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30页。   19、绍兴市文化局等编:《绍兴革命文化史料汇编(1919-1949)》,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20、经亨颐:《呈校董会议案》,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1932年第71卷(下)第71-72页。   21、《中国名校丛书·浙江省春晖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07页-110页。   22、经亨颐:《春晖中学校计划书》,《浙江教育周报》1919年10月第235期。   23、《中国名校丛书·浙江省春晖中学·本卷前言》,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页。   24、《春晖中学校学则》,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1928年第41卷(下)第42页。   25、范寿康:《教育的目的》,《中国名校丛书·浙江省春晖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2页。   26、《春社缘起》,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1935年第37卷(上)第56页。   27、31、参见夏丏尊的《叫学生在课外读些什么书》,他列书目83种,其中中文书目75种,外文原版书目8种,中国著作46种,外国著作36种,包括哲学9种,政治学3种,经济学1种,宗教学1种,史学7种,法学3种,文化、科技与语言文学艺术等共59种。其中有《宋元戏曲史》《元曲》《一个青年的梦》《易卜生集》《乐府本事》《威尼斯商人》等多种戏剧理论和戏剧作品。《春晖》1923年10月1日第17期。   28、《春晖学校协治会大纲》,《春晖的学生》第1期。   29、《春晖中学学生会简章》,《白马嘶》校刊,1925年版,第40页。   30、《反日运动会章程》,《春晖》半月刊,1928年5月第48期。   32、春晖中学的《校史(1908-1928)》记载:“十四年一月一日,有协会游艺股表演新剧,来宾百余人”,“六月三十日,中小学全体学生欢送毕业生,小学演新剧”。   33、张柳生:《戏剧在教育上的价值》,《春晖》半月刊第39期,1925年11月1日。   34、斯而中:《忆二十年代的春晖中学》,《浙江文史资料选》第16辑,浙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25页。斯而中,原名斯尔螽,诸暨人,1926年6月春晖中学初中第二届毕业生,见《春晖中学校友录·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第37页。   35、何云,原名朱士翘,上虞县丰惠区朱港乡人。1938年冬在晋东南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受命担任社长兼总编,1942年5月在日寇对太行山区发动的大扫荡中不幸牺牲。2007年11月6日中央电视台一套《纪录中国》节目中说到了何云,并采访了其妻吴青;   叶天底,原名叶霖蔚,又名叶天砥,学名天瑞,上虞县谢桥乡谢桥村人,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与丰子恺同级,系中国话剧创始人李叔同的得意门生,1926年在上虞创建中共上虞独立支部,任支部书记,1927年11月组织浙东大暴动泄密被捕,1928年2月8日就义。   39、《渔浦乡组织大纲》,《春晖学生》第3期。   40、见《上虞县志》1987年稿,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654页,又见1937年未刊稿。   41、春晖中学反日品物展览会指导委员会:《反日品物展览会办法》,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1932年第72卷,第51页。   42、50、章志铣:《谈母校春晖中学演<雷雨>》,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222-43-1,第 62 页、第64-65 页。   44、徐如愿:《春晖的草创时期与全盛时期》,引自《春晖中学二十五周年校庆纪念刊》。   45、周志成:《母校一年》,《春晖中学七十周年校庆纪念册》,第55页。   52、54、72、陈耀臣1992年5月1日致刘克蔚老师信,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222-43-1,第61 页、第61页、第61 页。   55、分别见《春晖中学校友录·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1936年11月编,第16页、23页、25页、26页。   56、57、《1933年度第一学期教职员一览表》,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1933年第94卷-(9)第5-7页。   59、见《春晖中学历任校长一览》,见《中国名校丛书·浙江省春晖中学·附录》,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52页。   60、61、62、63、《春晖中学校友录·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1936年11月编,第34页、第35页、第52页、第65页。   65、景金城1992年3月28日致刘克蔚信,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222-43-1,第5 页。   66、应该为1937年,因为1936年11月编的《春晖中学校友录·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中,1936年11月还有高三年级在校,1934年招收最后一届高中生。   67、徐如愿:《春晖的抗日救亡时期》,引自《春晖中学二十五周年校庆纪念刊》。   68、69、《春晖中学校友录·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高中第三届》,1936年11月编,第43页、第31页。   70、刘克蔚在《<雷雨>首演春晖中学始末》中说胡序介饰周冲,叶梅格饰鲁妈,严嬑嬑、章曼丽饰四凤,而鲁大海是夏培源扮演的。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但夏培源在2007年9月16日《致刘克蔚信》说他对这次演出《雷雨》的人员“记忆忧新”:“关于鲁大海的人选,最初确定由我来演,当时为了一点什么原因闹情绪,我不同意,(因为我毕竟演过《野玫瑰》剧本里的警察厅长),就换了我哥哥(即夏培根,笔者注)担任。关于周冲的演员问题最初是确定由胡序介来演,因为他身材比较瘦小,不知什么原因他也不同意演,后来才换的金才钦同学。关于鲁妈的演员,也是关于他的身材而确定,赵慧珍那时是上海一所学校的学生,在一年放寒假严忆忆(嬑嬑)回上海过年,在新学期开始时,严将她在上海求学时的一位要好同学介绍春晖来,就是这位身体微胖的女同学赵慧珍,也正好在我们这学期排演《雷雨》的大型话剧。春晖中学排演《雷雨》是排演了两次,关于提到章曼丽,叶梅格,恐怕是第二次排演时才出现。”笔者认为此说比较可行。   71、佚名:《关于雷雨》《上虞报》,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第2版。  
编辑:admin打印网页】【关闭窗口】【↑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