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道友们都熟知他是一个秉性沉稳、平实、执著而又不乏自信的人，其画品与诗境，要精读、细品才能领略内中的隽永与典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专业，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热潮正席卷神州大地，同时，美术界也出现了各种艺术思潮和流派的激烈撞击。马立明在传统中国花鸟画领域作了多种形式的探索与实验、包括对多种西方艺术的学习和借鉴。发表在九十年代各种美术专业刊物上的作品是他整个九十年代创作的总结，其中很多作品都显现出他对传统写意花鸟画技法的经典继承和成功创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初期，马立明在画坛似乎是沉寂了几年。其实那段时光，他以超乎寻常的激情和毅力遍赏历代经典画集和原作，深刻体悟前辈大师的艺术真谛；精心研读历代文论，以强化自己的传统文化底蕴；同行们深知，在近二十年的艺术创作生涯中，他十分重视对书法艺术的研习和领悟，以便使自己在较高的境界去深悟“书画同源”之真谛的同时来锤炼自己的笔墨功夫；诚然，所有这些并没有影响他关注当代西方艺术的现状及发展，以探寻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共同规律：源自心灵的生命礼赞。

        从艺术形式上看，马立明的传统花鸟画结缘于任伯年和吴昌硕，但又不拘泥于这两位大师的技法和道意。众所周知，任伯年的画以构图出奇制胜、设色精妙大胆而闻名天下，从而使作品清新典雅、鲜艳明丽，给观者以明快利落之感受；而马立明的花鸟画虽由任伯年小写意花鸟入手，绳之以规矩，沐之以清气，然后转攻吴昌硕。cdN-WwW.2586.WAng任伯年的清健精妙、吴昌硕的老辣苍润、力健有锋，使他倍受灵启。但是马立明的作品则是在感悟了上述两位泰斗的精神之基础上，“以形写神”、“以心造境”，进而讲究笔墨、形式、章法和意境的和谐统一。这种多维的和谐统一透示出的正是一种艺术氛围、气息、品质、格调、诗性和境界，同时它更是一种生命的坚韧挺拔和生生不息。而且，由于学养和师承的原因，使马立明得以在一个较高的出发点和视角中，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取向和审美选择。在他充满笔意、墨趣的作品中，在生机盎然的一向表现中，分明隐含着青藤、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抑非等诸多名家前辈们的艺术影响，这使他的作品明显地带有一种艺术形式与意象表现的纯粹性，且以抒写胸臆为主要倾向，他的花鸟画作品在总体上给人一种清新郁勃却又不乏些许冷傲与劲韧的美感与气息。由于功夫、学养的积累，加上天机灵性的培植，曾几何时，马立明一触即发，如脱疆之马，在中国写意花鸟画领域飞蹄奔突、左右驰骋，并逐渐显露出独特的艺术个性。马立明的作品以笔精墨妙、韵致隽永、淋漓洒脱享誉画坛，在摒弃机械摹写的同时，而于笔情墨趣之外时时透露出静穆的深沉幽渺、“澄怀观道”的灵境，因而画品超拔脱尘。

        其中《双寿图》作品，色彩以浓墨深红，单纯中见华滋。作者在画桃时，则“莽泼胭脂”，深红重如墨色，让人感觉桃实累累，馨香四溢。在《花高十丈藕如船》中，墨叶块面大笔挥搽，硕叶如盖，笔速较快，笔似斧劈，胆魄惊；荷花亭亭净植，娇艳欲滴，气旺神强；荷柄水草，穿插有致，坚如铁铸，画出了“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寓意。再看《丰收闹雀》，写群雀嬉闹，章法奇魄、整个画面透示出“极静生极动，形静而神游”。行家不由叹谓：笔虽简而意幽远，近似任颐，又非伯年，故有“求与古人合，能与古人离”之自白。其夸张、剪裁、组织之法，与古人差之毫厘，悠然独行千里，信马由缰、风采超然。

        这一切都表明，马立明在艺术上是从高起点出发，深入展开的，是极其注重画品与诗境的，并在这一定位中对继承和创新等艺术问题给以持续的关注、探讨，以及精深的思考与实践。就此而言，他的作品体现的是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并坚守着：唯有在千锤百炼中，在苦心积虑与呕心沥血中，才能使绘画的形式、笔墨、语言和意境更精致更唯美，才能远离世俗化倾向，从中结晶出艺术的精品之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