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是城市雕塑的最佳土壤，比任何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更为适合发展城市雕塑，那怕过去或现在这些国家在城市雕塑中，亦曾有过极度繁荣的时代，如我国汉唐时代，西方的古埃及、希腊、罗马时代。更不管意大利文艺复兴及西欧十七世纪各国宫庭雕塑如何繁荣;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来的雕塑如何兴旺，以及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城市雕塑如何百花齐放。但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性质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是比任何时代、任何其他体制的国家更适宜发展城市雕塑。
我深信不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城市雕塑终有一天必然以其空前未有的巨大规模出现在地球上。
一
建国三十多年了，本来的雕塑事业上理应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实际上并不如此。我想，这和我国历史和传统有着深远而特殊的原因。我国大型雕塑曾有过兴旺的时期，但可惜只局限于宗教的圣地与帝王的陵墓。后来宗教衰落也就促成雕塑的衰落，使雕塑在文化上的功能始终没有机会得到展现。
雕塑本来是一种艺术，但在封建的王朝里，艺术不是以其自身社会功能来评定其贡献价值，而是修名定价于君主。而君主则以个人的偏见或偏爱来决定发展对象。以君主意志来规定士大夫艺人的身份等级，及其艺术倾向，这种封建时代养成的分类定级的方法，至今好像是还有一定影响。于是过去被排除在士大夫文化之外的雕塑，总也得不到重视。本来士大夫所排除的文化有些往往可以转化成无产阶级文化的，正如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展变革”，可是这种变革似乎太慢了一点。cDn-WWw.2586.wang我认为这正是城市雕塑迟迟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说，雕塑迟迟上不去只是因为经济困难，当然这也不无道理，一个时期中，政治路线及政策的不稳定，经济上不去，对城市雕塑，人们连想也不敢想，这是事实。但这一事实不完全是雕塑萧条的全部原因。一部电影的经费就可以树立很多雕像了。一座假石山的经费就等于一座雕像的造价了。其实阻力是来自缺乏认识。
(一)、正如刘开渠同志说过的，“是因为人们对雕塑艺术的职能不甚理解，或者不够重视”。国家文化水平上不去，我们本身对雕塑又缺乏宣传介绍，至使雕塑的潜在功能不易为人们体会到。国家经济水平上不去，从眼前功利出发视雕塑为亏本生意的亦不乏其人，认为大型雕塑既非属文，亦非属武，又非工亦非农，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风雨不可居住。既要花钱，又收不回门票。既不属任何个人收藏的玩物，亦不属那个单位急需的建设，想管的没有钱，有钱的又不管，就这样挂起三不管了。
(二)城市雕塑的建立，是要靠执政者扶持的。其实自古到今都是如此，千里马仍需有伯乐。没有执政者伯里克利的热心，就不会有斐迪阿司的巴特隆。没有教皇朱理二世的支持，就不会有米开朗基罗一系列名作。没有武则天的脂粉钱就产生不了龙门奉先寺石窟。没有列宁倡议的《纪念碑宣传法令》就不会加速在短短六十年内树立了超过万座的苏联城市雕塑。要发展是要靠政府扶持，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因为城市雕塑要占用国家土地，要比绘画更花财力及人力，如果没有执政的热心者支持，任何伟大的作品都只能胎死腹中涎生不出来。
(三)有人说，“雕塑在中国没有群众基础，是不急之务”。诚然，城市雕塑不属于任何个体群众所独占，只有靠着公共场所才能显露自身的力量。是需要建立后才能成为群众性艺术。人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一生连见也未见过雕塑，从何培养出欣赏雕塑的念头呢?正如今天公认有群众基础的电影艺术，当年不是靠扶植宣传和引导了半个世纪才站得起来吗?任何事物总要靠一批热心者支持开一个头，才能有机会显示其生命力的。虽然列宁亦曾称颂纪念碑艺术是一项“真正新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但是如果一种新 生的艺术没有舆论的反复宣传、推荐，各级政府的热心扶持。那怕其本身富于群众性，但也一样不能成为群众性艺术。
今天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批准了美协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建立雕像的建议，并且决定每年拨经费。我充分估计这是一个历史里程碑性的立法文件。这个文件正是加快结束上述各种阻力，而又加速城市雕塑的诞生与成长。我们期望已久的日子果真看到了一个开头。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就好办。
二
为什么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城市雕塑的最佳土壤呢?
(—)社会主义事业，是以社会性、群众性为特征的。个人“宫殿”不会再有，但群众性的“宫殿”肯定大规模诞生。势所必然兴建大量公共场所，如各种公园、各式绿化地带、大小体育中心、文化中心，城市中海、陆、空交通要道如车站、地铁、桥梁、码头的广场，加上水库、旅游点、宾馆、建筑群平台等等。这些公共场所不仅只要求是容纳群众就算，而且必需要求高尚美化，要求有文化熏陶，不仅要环境美，而且要在环境美中体现人民的灵魂美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达到这目的的装饰物，既要起美化作用，又要有意义。既要和建筑园林协调，又要经得起日晒雨淋。既要能远观，又要能近赏，能具备这些特点的艺术，雕塑与壁画是合适的。因为雕塑造型的空间立体性、材料的永久性、对社会的长效感染性，使其作用功能与公共场所产生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雕塑从来就爱跑向十字街头。因此，社会主义公共场所的兴起必然也带来大型雕塑的兴旺。
(二)我们的制度是公有制。公有制在民主与集中方面，在计划经济与统一意志方面，都远比私有制强。—切建设都以人民群众利益出发，一切建设能够全国一盘棋，有计划有步骤进行，一切实施建设都能把权力、人力、财力集中使用。私有制建设只能按个人需要出发，只有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为自己建造。雕像往往是城市的花朵，甚至是城市的眼睛，更可能是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公有制的国家有权自由地选择最合适的城市和最合适的广场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利益树立最有代表性的雕像。虽然资本主义国家早巳实行把雕塑纳入城建规划，但因为权力和财力人力分散，其规模就会受到局限，现在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所兴建的雕像，无论在数量质量上和大小规模上都远比西欧庞大，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高尔基说过“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比起各时代、各民族的英雄来，都要崇高而伟大。我们的现实本身就是有纪念性的，它早应以大幅的画布，广泛地用形象来加以提炼”。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于那些为人民作出贡献和牺牲的英雄人物，及其激动人心的英雄业绩，都比任何私有制国家有更深的怀念。人们希望能让他们的事业和形象与世长存万古留芳，而这种纪念，能具有形象性、永恒性、普及性、群众鼓动性的形式，雕塑艺术是非常合适的。过去在雕塑史上只积满了帝王将相、神佛鬼怪、才子佳人。西方近代美术界为了摆脱艺术内容的日末途穷，只有出走投奔，可惜却迷失在艺术形式的荒原里，连人类赖以交流思想感情的艺术使命也一同摆脱了。但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又揭开另一种全新一代的形象，新的世界观，新的时代思潮，新一代的思想感情、生活态度、社会意识以及生活本身又提供了雕塑家广阔弛骋的天地。我们的艺术家得天独厚，处在这个新开拓的土地上，用以沟通人类思想感情的工具——艺术，又有作为了。尤其纪念性的广场雕塑，更是开正锁匙。远在1918年，列宁就发现了雕塑对这个新时代的作用，因此他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时期，就建议并签署了《纪念碑宣传法令》，第一批就拟出了六十六座纪念碑名单，以命令形式颁布付之实现。纪念性雕塑是通俗易懂的，不为语言文字限制;是有群众性的，不为空间场次限制;是有永恒性的，不为时间限制。它能把英雄形象与英雄业绩，留在人间，永世长存。
(四)每一个民族都应有自己这个时代的文化。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有封建主义的美术，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亦有其特征的美术。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慢慢亦应建立自己的美术，这样才有别于过去宗教文化及士大夫文化，才有别于过去适应私有制发展的文化及商业文化。社会主义时代不会让我们长期沿用旧文化，更不会太慢才树立我们自己的文化。而城市雕塑正因为过去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几百年)不受重视而一无所有，坏事正好化为好事，正好让我们无牵无挂在一匹白布上剪裁，加上本身又具备上述适应时代要求的特点，在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线上，正好充当一名敢死的马前卒而不怕牺牲。
社会制度性质已决定了艺术前进的轨道，现在大治开始，城建百举待兴。时机成熟，正好投身。经过一代代的奋勇探索，我相信或迟或早终有一天，伟大的中国城市雕塑真正是以其空前未有的巨大规模及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地球上。
原载《美术》19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