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素书蕉”背后的秘密

　　中国古代就有“怀素书蕉”的传说，讲的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和尚在芭蕉叶上练习草书的故事。对于这一勤奋习书的经典，后人大都深信不疑，不仅选入小学教材成为少年儿童励志的范例，而且也成了历代画家创作灵感的源泉，如著名画家徐悲鸿、李可染、范曾等都绘有怀素书蕉图。

　　笔者家中的大厅中种有两株芭蕉，它们是妻子前年从老家湖南移栽来的。如今当初的小苗已是芭蕉冉冉，叶大成荫了。在我楼上工作室的书案对面，迎窗也植有一株小芭蕉，那是从其中一株母蕉的根部分株下来的，每当我习字疲劳时抬起头来，便可欣赏它那骨相玲珑的叶片。一次，由于遮阳，我将芭蕉上仍然新鲜的硕大叶片剪下，不忍丢弃，忽想起“怀素书蕉”的传说来，便想亲身体验一下在芭蕉叶上书写的快感来。

　　我将仍然油绿的蕉叶铺在书案上，溽墨挥毫，然而笔毫一触到蕉叶上顿感轻滑，墨汁也随之跑开，字迹很快就变得漫漶不清了。事实告诉我，在有蜡质的蕉叶上写字是行不通的。

　　难道相延千余年的传说竟是一场骗局！我们知道，怀素在其著名的书法墨迹《自叙帖》中并没有“书蕉”的记录，只是说“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怀素的忘年交李白在《草书歌行》一诗中，这样描写怀素写字时的情景：“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cDn-wWW.2586.WaNg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没有提到“书蕉”，倒是留下了怀素“书壁”的记载。

　　进一步查阅史籍，发现新、旧唐书两部正史竟无怀素片言只语的行迹。倒是唐代陆羽的《僧怀素传》中留下了“怀素书蕉”的最早记载：“（怀素）贫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五代至北宋时的陶谷在《清异录》中则记载得略为详尽：“怀素居零陵，庵之东植芭蕉数亩，取蕉叶代纸学书，名所居曰‘绿天庵’”。怀素的故里为湖南零陵（即今永州），至今绿天庵故址尚存。

　　应该说，“怀素书蕉”的传说于史有征，在历史上也非个案。与怀素有过交往的唐代诗人戴叔伦在湖南为官时，曾在《赠鹤林上人》一诗中写道：“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其实，在古代，先民们在树叶上写字、刻字并不鲜见。古代埃及人曾采用纸草作为书写材料。还有我们熟知的佛教贝叶经，其材质便是取自一种贝叶棕的叶片。贝叶经有一套特殊的制作工艺，先是采取鲜贝叶，按一定的规格裁条，压平打捆，加酸角、柠檬入锅共煮，再洗净、晒干压平，用墨线弹成行，再用铁笔按行刻写。尔后再在贝叶上涂一次墨，用布抹擦，让墨水汁残留在刻痕内，最后装订成册保存。

　　与“怀素书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唐代书画家郑虔“柿叶学书”的传说。据《新唐书》郑虔传记载：“虔善图山水，好书，常苦无纸，于是慈恩寺贮柿叶数屋，遂往日取叶肄书，岁久殆遍。”终于成就了郑虔的诗书画三绝。

　　在树叶上写字的还有一位元末的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陶宗仪。他在松江南村避寇乱时以教书为业，并从事耕读。教学之暇，他与弟子谈古论今，偶有所得，便随手摘取一些树叶做笔记，写完后便放进一个瓦瓮里。待瓦瓮装满后，便埋在树下。日积月累，十年间竟然装满了数十个瓦瓮。后来他让学生们挖出那些瓦瓮，指导他们把树叶上的笔记，分门别类，抄录整理，竟编成了一部三十卷的《南村辍耕录》。这就是‘积叶成书’的文坛佳话。

　　因此，在书写材料短缺的古代，在植物叶片上写字是史不绝书的。即使在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仍然非常金贵，并非供可应求。如西晋左思的一篇万余字的《三都赋》，由于权贵之家竞相传抄竟使得“洛阳纸贵”。因此古人要千方百计地寻找纸张的替代品。芭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大而宽，铺展开来就像一张宽大的宣纸，所以得到怀素的青睐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在芭蕉叶上写字效果并不理想？能简单地推翻世代相延的成说吗？仔细想来，芭蕉叶书写效果不佳可能是因为上面有一层蜡质和蓄含的水分过多，从而造成书写时的轻滑和不吸墨，倘若去掉造成书写障碍的这两点弊端，那就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书写材料了。

　　是了，笔者用的是新鲜蕉叶，如果换成陈叶会是怎样？于是我便将剪下的蕉叶放在室内阴干，待几天蕉叶失水发黄后压平，这次再试，不仅吸墨，也不轻滑了，果然是不错的书写材料！再分析前面郑虔“柿叶学书”的记载，郑虔也不是摘下柿叶就书写的，而是先将柿叶贮藏在慈恩寺的屋里，过了些日子待柿叶阴干后再书写。

　　看来，正是由于历史上关于“怀素书蕉”的记载语焉不详，才造成了后人一些想当然的臆想和发挥。怀素书蕉用的是新叶，还是陈叶？是直接在芭蕉树上书写，还是剪下蕉叶晾干后书写？史籍中均没有交代，这为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如小学课本甚至如此演绎说，怀素一开始把芭蕉叶摘下来练字，很快大叶子被练完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他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风雨无阻，终成大师。我敢肯定，在轻滑的芭蕉树上写字是绝成不了一代草书大师的。此事忽让我联想起苏东坡为考察石钟山的得名由来，在《石钟山记》中发出的感慨来：“事不耳闻目见，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下面比较一下徐悲鸿、李可染、范曾三位大师所绘的《怀素书蕉图》。遗憾的是，由于没有仔细研判史事，三人的作品均出现了硬伤和纰漏。除书写用的蕉叶都是翠绿的外，怀素的年龄也不对，不是中年，就是老年。“书蕉”仅是怀素青少年时代因家境贫寒、无法购买足够纸张情况下的学书经历，之后他便离开了故乡“绿天庵”四处游历，书名大振，不太可能再在芭蕉上练字了。

　　徐悲鸿先生所绘的《怀素学书图》，怀素是一位满脸胡须的中年人，其学书用的芭蕉叶还是油绿的。除此之外，怀素头上还烧有香疤（照片看不清，请对原画），这是元代以后才开始流行的，与怀素所处的时代不符。

　　李可染先生1982年所绘的《怀素种蕉学书图》，也是现摘现写，难怪怀素要皱眉头，看来书写效果不佳。画面中，怀素满脸络腮胡子，一副饱经风霜的中年僧人模样。另外，画家还给他配了一个研墨的书童，怀素既然家寒，连纸都买不起，是不可能像文人雅士那样有待者服侍的。

　　范曾先生索性让怀素直接在芭蕉树上书写了。画面中的怀素为一垂垂老者（怀素只活了62岁），他仍然不忘“书蕉”的旧癖，在芭蕉叶上尽情挥洒。（杨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