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的存在在最初完全是权宜之计。端正的楷书易识但书写速度太慢，狂草书则连绵游丝，写时固然痛快，但大部分观者对其线条盘绕得眼花缭乱又无可奈何。行书的产生我想即是出于此一缘由。它书写流杨便利，又不害识读:张怀斑所称的“不真不草，是日行书”，是最简单的概括。

　　行书为楷隶之捷，世传出于刘德异.至三国据说有钟慈、胡昭两家学之。但钟醉时称此为行押书。押者.署也。为草体(相对于端楷》之意。不过这也还只是传闻而已。钟葱的行书迄今不存，所得见的也就是唐幕王羲之尺犊书和王献之的几个名帖如《鸭头丸帖》《刘道士帖》等等.事实上历代书论中也已透出这一发现:张怀王往《书议》就指明‘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云云，似以王献之书法为行草书实际上的权舆。清人

　　冯班《钝吟书要》说得更明白:“行书法二王起，便是头路”。也许，证明行书源自王献之，另一证明倒还在于他的一段夫子自道:“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不若稿行之间……大人宜改体”。

　　以此推断:王狡之当时多书章草，章草自然难以连贯，故称“未能宏逸”。而王献之之有必要作此一谏，也即证明了他以前还未有人能持此以为大观:要到劝父亲“改”体.证明原来是不取此体的。:事实也许不悖于此。CDN-WWW.2586.WAnG因为在王献之同时，我们又看到了王殉的《伯远帖》，这可以说是行书在早期最可靠也最登峰造极的一代名作。

　　行书在后世是最受欢迎、成果最富的一种书体。自唐太宗将之入碑后，植此道者代不乏人。李邕的行书碑称誉有唐一代;直至晚唐.也还有杜牧的《张好好诗》，宋四家和元代的赵松雪.几乎皆是以此名家的。不过，相对于篆、隶、楷、草而言.行书又是最不具有独立性格的一种。它没有独立的字形规定，也没有专门的技法典范，一切视应用方便而定。孙过庭《书谱》有“趋变适时，行书为要”，正是着眼于行书这种个性不强又包罗万象、依于实用，但却又兼顾各种艺术性格的特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