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法煌煌的法度王国

　　以南朝书法为基调发展到隋代，已在楷书方面积累了浓厚的经验。象《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的问世，并不能仅仅归功于隋代一朝。它是自三国钟恶直到六朝以降众多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过，它终于成为唐代书法发展的最重要契机一一楷书的腾飞核此以生。初唐欧、虞、褚、薛无不脱胎于此，当然也无不超越于此。

　　尽管后人从欧阳询的端穆中看到一丝北碑的痕迹，但在初唐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南帖的至尊。凭藉着唐太宗的赫赫威势，对王羲之的推扬几乎成了当时唯一的时尚。来源 书法屋。我们当然还很难对这种时尚加以褒贬一一褒贬皆有之。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历史的规定，它所表现出的涵义比一个成败的结论要深刻得多。度世南是大王的忠实继承者，褚遂良稍变其体，但也不出这个钦定的格局，至于唐太宗的书风与传世大王墨迹幕本相比，究竟孰为摘传，恐怕也

　　是难以确定。传世《兰亭序》《圣教序》之所以有如此争端，想来也是由于他们在风格上太扑朔迷离的缘故。

　　与南朝禁碑一举相反，唐代从初期到盛期，树碑立传之风甚浓一一也许这意味着书法的物质媒介的复活。碑禁一开，自然在其中竞技者日多，于书法水平的争奇斗艳自然更是大有好处。当然，刻手在当时所显露出的水平之高也是叹为观止的。每一细微的转折顿挫，在刻讲上均有可能被表达得淋漓尽致。此外，为迎合崇王时风，内宫的勾幕水平之高也使后世望尘莫及，大批晋人墨迹皆赖勾摹硬黄之法而得以不失传，在古代，它向来被认为是“下真迹一等”的绝世名品。CDn-wWW.2586.wANg初唐在碑刻与勾攀两方面的齐头并进，使书法发展有了一个健康的轨道，在技巧上有了一个衡量水平的基准。

　　颜真卿的崛起是唐代书法最了不起的标志。他对大王技巧的反叛，他的煌煌气度，他的雄浑强健的阳刚之美，曾经使多少后世人为之韧伏战像、不敢仰视!从二王的妍美转向雄强，从二王的瘦劲转向丰腴，颜真卿在行楷书方面的建树足称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又足称是一场真正的书法“革命’，。他的楷法已成为千载而下人们悉心供奉的第一典范。除此之外，他的草书也是一反传统规范，变一般的提按顿挫的轻盈与秀妍为一种苍轧盘郁的拙重与博大。对于习惯于以二王为标准的欣贫者而言，这也是打破技巧规范而专注于精神气格的一种“革命一。内敛、奇肆与精警，是他的书法的基本特征。待到中唐柳公权虽也号为是上承颜法，但在气格上己先稍有劣势，在突破成法的历史价值方面自然就更难以上攀了。

　　张旭、怀素的崛起则是唐代书法的另一项赫赫功绩。这两位草书巨攀在使书法走向抒情性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端庄的楷法在初唐已成格局，而狂放的草法却要等到盛中唐才有大突破。在中国书法史上，如果说篆隶之法是依附于文字衍变而成的格局，那么在楷书定型以后，草书的大盛，完全是出于士大夫式的艺术抒情需要而没有丝毫文字应用的因素在，杜甫作《饮中八仙歌》，对草书家们有过第一流的讴歌。由是，在唐代楷书端严与草书狂放之间，我们看到了一种了不起的风格跨度—从极正到极草。在后世任何一个时代.都还缺乏这样的风格跨度的质与量。特别浇有兴味的还是，草书家张旭的《郎官石柱记》使我们一窥他的端庄的功底:于是.作为时代的两极对比现象(它已经很了不起了)又落实到作为个人的两极对比(它更是令人赞叹不已)。没有唐代这样一个特殊时代，恐怕也造就不出这样一种独特的书家类型。

　　从六朝的南帖北碑、南妍北质的地域分扭的书法格局，到唐代的以楷、草书体的风格分姗的书法格局;书法以外的被动的划分因素在逐渐缩小，而书法本身的艺术因素一一艺术家的主动把握却在增强;这表明书法的自觉越来越具有质最。当然另一个估计则是:书法中纯艺术部分也越趋于强化。象颜真卿的草稿书却能有如此的技巧要求和格调要求，特别是张旭怀素对草书的强力推动，无一不可看作是书法在当时所拥有的最丰富成果。当然在楷书方面也一样，之所以同作楷书却有如此多的风格类型.为后世建立起一个书法的基础王国，它当然也不是自然形成，而是浸透了书家们的主动追求个性风格的努力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