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印学史》第六章~第十章
文章作者：沙孟海
第六章 秦印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一整套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金石制作也不在少数。除南北诸山刻石外，还有度量衡器所刻诏书等。印章，因无纪年，不能断定它的绝对年代。旧时学者把传世的朱文小玺定为秦印①，或称为“秦【左“钅”，右“尔”】(玺)”。徽、浙两派篆刻家直到近代赵之谦、黄士陵等的印谱中，常见“仿秦印”“仿秦玺”的作品(图l－4)。实际这批小玺都是战国或战国以前印，决非秦印。秦代制度，只限皇帝称玺，臣下一律称印(参看第三章)，“秦玺”的名称更不妥当。前辈能看到的古代文物不如我们多，这是时代的局限性。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就必须把它搞清楚，不能以误传误(朱简《《印品》、《印经》称这批小玺是“先秦印”、“三代印”，已有相当识力)。
现在就我们所知道的秦印，分官印、私印两方面来谈。
先谈私印。考古发掘中发现战国墓、汉墓很多，但难得有秦墓。秦统一中国时期只有短短十五年，秦墓少见也是意想中事。何况秦代下葬的人，生活的年代主要在战国晚期。私印制度，秦统一后未闻有明确的规定，当时人行用的自然都还是战国晚期那种型式。Cdn-wWw.2586.WaNg1975年发掘的江陵凤凰山七十号墓，听说是秦墓，墓中出土“泠贤”两印，一玉一铜，都是白文有边栏的(图5－6)，大家认为这是秦私印的典型了。后据考定，此墓还是属于先秦昭襄王时代②，仍是战国时代。这种白文有边栏的私印，从战国晚期沿用到西汉初期，那是可以大体肯定的。
再谈官印。金石著录家对传世有边栏有界格的一批白文印，认为是秦印，这一看法基本正确。理由是：一、就字体看，秦统一中国后，把过去通行在各国的各种不同的字体做过一番整理统一工作，统一以后的文字名曰“小篆”。传世小篆字体以泰山等几处刻石为代表。民间通用度量衡器所刻诏书，也是小篆结构，但笔画方折，是从篆入隶的过渡字体，世称“秦隶”。这批有边栏有界格的白文印，字体与以上两者极为近似。秦书八体，“五日摹印”③，便是这一体。把秦代摹印篆与战国以前各国文字特别是各国玺文相比较，差别很大，一望便可分辨。二、就形制看，秦代官印已有一定的制度，不象战国时代的官印大小相差悬殊，式样变化很多，地方色彩相当浓厚(参看第五章)。其次，战国时代白文玺，绝大多数有边栏，有些已经有界格，秦印由战国印发展而来，仍旧保留边栏，多用界格，也是很自然的。三、作为秦印最重要的证据，是这批有边栏有界格的白文印中间，曾几次发现过“邦”字。《十钟山房印举》有两个“邦侯”印，皆白文，长方形，日字界格(图7)。《宾虹草堂玺印释文》有“邦司马印”(图8)。《陆庵【上3个“子”，下“日”】古录》有“邦尉之印”，皆白文，正方形，田字界格④。汉代避刘邦讳，用“国”字代替“邦”字⑤。这三个官职，肯定属于秦代，不是汉代。
历史上艳称的所谓“秦受命玺”，后世也称为“传国玺”，那是不足信的。据说玉出蓝田山，李斯篆文，王孙寿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作“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十八摹录三种传本，皆大型，约有10公分见方(图9)，他自己也说：“疑以传疑”。玺文固然全不可靠，“传国玺”的名称也是后世才有。真正秦代皇帝的六玺之一的印痕，《封泥考略》卷一有陈介祺所藏“皇帝信玺”封泥，玺方2.6公分，白文，有田字界格(见第三章图4)，字体形制完全与时代符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所奉必是全套的玺和符，这颗玺便是其中之一。但有人不相信，那一定是惑于“受命玺”旧说的缘故。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这说明汉初官职基本上沿袭秦代旧制。印章，自然也一仍其旧，不会有大改变。那一套有边栏、有界格用摹印篆的白文官印，创始于秦代，沿用到西汉初期。今天论秦印，事实上必须连带到西汉初期印，因为这两者是很难划分的。
传世有边栏的与既有边栏又有界格的白文私印，有方形，有长方形，有圆形，数量也不少，金石学者统称为“周秦印”。我们用冷贤两印作标准，认为这批印确有一部分是秦印，也有一部分是战国印与西汉初期印。
至于明代沈周旧藏“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九字盘螭钮玉印，字体是小篆，无边栏(图10)，文彭定为“秦九字玺”，顾氏《集古印谱》以此冠首。此印可能是汉代最高统治阶级的专用佩印，也不是秦印。
①朱文小玺或称“阔边碎朱文”。周亮工《印人传·书徐子固印谱前》称“小秦印章”。
②此墓发掘报告尚未发表，《文物》1978年第二期吴白匋《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一文中谈到，并附印样。
③见许慎《说文解字序》。
④上虞罗氏《陆庵看古录》未见传本。罗氏后人罗福颐先生曾摹取“邦尉之印”印文收入《汉印文字征》中。据他回忆，此印确有田字界格。
⑤汉代诏书引《尚书》“协和万邦”改作“协和万国”，便是避帝讳之一例。
第七章 汉、三国、晋、南北朝印
上面说过，汉初官私印章基本上沿袭秦代旧制，后来才逐步有所改变。秦印，一般有边栏，有界格，所用文字主要是小篆，虽然纳入方格，但笔意多取圆势，有时还带先秦时代大篆的风格。西汉中叶以后，印章基本上已不用边栏界格，文字逐渐向平方整齐一路发展，笔画多带隶意，与说文不尽符合，端重丰腴，填满字格，当时也称为“缪篆”，取其结体绸缪缜密之意。
汉印，在印章史上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汉代享国年代较长，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自然更加完备。作为表征统治阶级法权的玺印，在汉武帝时代已经订出一整套的体系，什么名称、质料、钮制、绶色，都有一定的等级。本书第四章第七节摘引的《汉旧仪》所载关于诸侯王、列侯、丞相等各级官吏的印章制度，除质料、钮制外，还有名称的规定：
诸侯王文曰玺
列侯文曰印
丞相、大将军文曰章
御史大夫、匈奴单于文曰章
御史、二千石文曰章
千石、六百石、四百石文曰印
以上大约是汉武帝元狩年间的定制。印文字数未说到，通用的都是四个字。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印章以五字”(参看第三章)，那时才有五字印章，传世汉印如“广武将军章”、“校尉之印章”(见第三章图10、图12)，汉封泥如“丞相之印章”(见第三章图13)、“御史大夫章”(见第三章图11)、“武都太守章”，都是武帝太初以后新颁发的印章。
西汉时代这一整套的印章制度，一直沿用下去，中间如王莽执政时期，虽然曾经有过一次名义上和字数上的改动，但不久就恢复旧制度，并没有大影响。魏、晋易代，这一制度也没根本性的变动。因此汉印这一个体系，在我国历史上足足沿用了六、七百年，直到晋代逐渐用纸来代替竹木简，封泥失去了作用，都改用印色，到那时印章制度才起了大变化(参看第八章)。
三国、两晋官印的式样，完全沿用汉代旧制，只是官名有改变，印文笔势也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稍有差异。汉印文字风格浑厚，魏晋以后渐趋单薄。历来论印章的都有同样的看法。这不是我们存在“厚古薄今”思想，理由是篆隶的应用，汉代人民有一定的基础，魏晋以后真行草书盛行，很少人学习篆隶，印篆书写技术自然退步。同时，研究古文字学的人日渐缺少，六书原则很少人懂得，印篆中杂参隶楷，随便变改笔画，这一情况大致与南北朝碑版文字离奇变化相似。那也是文字发展的一定趋势，不足为怪。
传世三国、两晋官印和封泥，数量也不在少数。今天确实可知属于三国时代的，如魏国的“关外侯印”、“魏率善氐邑长”(图1-2)；蜀汉的“虎步司马”；属于晋代的，如“亲晋羌王”(图3)、“京兆郡开国公章”；属于南北朝的，如“南乡太守章”、“梁博士印”。有些官印，还不易很快考知它确实属于哪一时代。
古代官印，佩在身上，既用它来封财物和文书，也用它作为装饰品。卸任时候，并不上缴，也不移交，把它佩带回家，死后随即殉葬。这与隋唐以后官吏交代制度不同。东晋安帝时，孔琳之奏请“官用一印”，就是反对这一制度，主张前后任移交印章，不另刻铸，可以节省经费。但这一建议当时并末见采用①。
私印，不似官印那样，在历史上有职官制度可考查，所以鉴定时代较难。龚自珍说：“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②。意思是说，官印最好是历史上没有这一官名，可以补历史的缺载，这一官印更有价值。私印上的姓名最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这一私印更有历史价值。传世官印出于历史记载以外者，我们所见比龚自珍更多。私印人名，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倒不多，《汉晋印章图谱》有“卫青”、“贾山”、“郦商”、“公孙弘”等印，那是十分珍贵的。不过研究分析这件事是考古学上的事，这里只提一提，不多谈。
这一时期的印章，还有几个特点：一、钮式种类的加多。二、两面印、子母印等新形制的通行。三、镀金镀银印的出现。四、印文或用一种花体，笔画屈曲缠绕，或说就是王莽时官定六书之一的“缪篆”③(图4。第四章图2“【左“纟”，右“捷”字右部分】伃妾【左“女”字旁，右“肖”字】”亦此体)。
《三国志·魏志》卷九《夏侯尚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记载，有印工杨利，印工宗【上“卷”字上部分，下“介”字下部分】(亦见《太平御览《卷683引《相印书》)。这是我们今天仅能考见的比较早期的两位篆刻家的姓名，非常难能可贵，可惜他们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或者虽然流传下来而不知道是哪一件。今天谈三国印，必须特地提出来(前章说到秦受命玺，李斯篆，王孙寿刻，不足信)。从这里知道，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劳动人民创造过大量的精美的印章，绝大多数人姓名都被埋没了，那是多么不平的一件事。
①见《宋书》及《南史》孔琳之传。
②见《定庵文集补编》卷三《说印》。
③《缪篆》有两种说法：其一说专指笔划屈曲缠绕的花体，其二是泛指汉晋官私印文。桂馥辑《缪篆分韵》就是用后一说。
第八章 封泥
封泥是古代印章盖在门户或包裹封口上的小块泥土，防止被别人打开或拆动，也称为“泥封”。它的作用，过去人曾把“米印”来比喻①。现在人们常用火漆封文件，盖上印章。拿它来比喻封泥，情况更相似。封泥这个名词，始见于《续汉书·百官志》。但其具体方式，后世知道的不多。清朝季年，四川、山东等处发现古代封泥遗物，当时的金石家还不识得，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中，曾把封泥误认为“印范”。到了吴式芬、陈介祺合辑的《封泥考略》出版，大家才了解。泥的表面，有深深的印章钤痕，常见的是官玺、官印，也偶然有私玺、私印。泥的背面，也还留着当时绑扎绳子的痕迹，“有纵有横，有十字形，而以横者为多。其迹自一周以至五周，皆有之”(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语)。
近百年来，封泥已是金石家的工作对象之一。北京大学编的《封泥存真》，影印封泥墨拓之外，又影印封泥背面绳痕照片(图1)，是后出较好的一部封泥著录书。但人们对古代封泥的封缄形式，总还不知道。过去只从英人斯坦因著作中看到1908年新疆尼雅遗址发现的钤有“鄯善郡尉”印痕的汉代木简的图照(图2－3，见OnAncientcentral－AsianTracks，byAurelStein)，无从看到实物。直到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发掘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只硬陶罐，口部用草填塞，草外敷泥，上置“封泥匣”，封泥上钤有“轪侯家丞”四字印痕，并系有墨书竹签，写明罐内存贮食品的名目(图4)，这是明器，但与生前用品装置相同。这可说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汉人使用封泥形式的实物资料。第二次是1973年甘肃省博物馆发掘金塔县汉代“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一个“封泥匣”，封泥上钤有“居延右尉”四字印痕。前者是封存物品的封泥装置，后者是封存文书的封泥装置，都是极珍贵的资料，前一时期金石家篆刻家都不曾见到过②。
由于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纸张、绢素的应用日益广泛，逐步代替了竹木简，促使印章的使用起了显著的变化，就是封泥逐渐废止，而印色逐渐通行。今天结合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来看，封泥与印色交替的过渡时期，应该在南北朝。
由小型白文官印改为大型朱文官印，这是封泥已被废止，印色普遍使用的标志。瞿中溶认为隋代还用白文小型官印。他所著《集古官印考》把仅收的一件隋代朱文大型“观阳县印”(图5)列在唐代，疑心背款“开皇十六年十月五日造”十个字是后人伪刻的。罗振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著录隋代朱文大型官印有两方，“观阳县印”之外，加上一方“广纳戍印”(旧释“广纳府印”，不妥)，背款“开皇十六年七月一日造”。此外日本人也藏有隋代“崇信府印”，背款是“大业十一年七月七日”，也是朱文大型的③。可见隋代已通用大型官印是事实。
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发现的六朝人写《杂阿毗昙心论》经卷钤有“永兴郡印”，也是朱文大型，风格与隋、唐官印相同。永兴郡只有南齐时代设置过，见《南齐书·州郡志》(罗福颐在《印章概述》中说到)。从现在实物看，朱文大型官印这一制度的开始，可上推到南齐。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对此问题也曾考虑到。他说：“……唯封泥之废与绢纸之始，殊不可考。……汉时门关之传，用木之外，兼用繻帛。《汉书·终军传》关吏予军繻，是也。《古今注》谓传皆封以御吏印章，则繻亦当用印，或竟施于帛上，亦未可知。自后汉以降，纸素盛行，自当有径印于其上者”。此说出于推想，未有实物凭证，只能备参考。
封泥是古代印章直接打上的印痕，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与印章本身有同等的重要性。由于印章本身绝大多数没有留传下来，现在传世封泥上的印文，就是我们摹习与考证的直接资料。篆刻家多有拟封泥之作，那是近几十年的事，早些时候的人便没有这一条件。
①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二：“……盖用以印泥，紫泥封诏是也。今之米印及印仓廒印近之”。
②日本出版《书道全集》第三卷附录关野贞《封泥》一篇，有根据英人记载而绘出的木简封泥装置的图样，可备参考。
③见《书道全集》第二十七卷。
第九章 图象印
本编第一章说到安阳发现的三件铜玺，玺文介在文字与图象之间，类似商代、西周前期铜容器上的族徽。由此演变而来，到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向着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铸有文字的官私玺、官私印；另一方面是单铸图象的图象玺、图象印。
玺印原来是为封缄财物或封缄门户用的，玺印上有文字或花纹不过是封缄者自己做的标志，为的是防止别人的开拆。那末，图象的功用同文字完全一样。只是文字除自己做标志外，还能使别人看得出封缄者是哪一人或哪一个集体单位，所以使用文字的玺印就比较多。
早期的图象印，图象比较简单(图1)。往后逐渐繁复进步，有人物、鸟兽、虫鱼、花叶、车马、建筑物，也有错综的图象，变化很多(图2)。更有配合文字而铸刻的，或在一边(图3)，或在两旁(图4)，或在三边(图5)，或在四周(图6)，不拘一式。在四周的，常是龙、虎、雀、龟四灵，世称“四灵边”。图象或用线条构成，或用凹凸面，也偶有浮雕的。浮雕的图象印，多属人像、佛像，创作时代较晚，大概在南北朝。当时用它来钤封泥，随版凹凸，形神毕肖。今天我们改用印色，便无法印出全貌。
南北朝时代，逐步废除封泥制，图象印仍然通行。这种图象印应属于花押印一类，花押印也可说是图象印的另一个体制(参看第十四章)。
第十章 唐、宋印
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一般把秦汉至南北朝划成一个时期，隋唐以后又是一个时期。今天我们论印章制度，按它的发展过程，也可这样分期。秦代基本上奠定了八百年来官私印章的统一形式的基础。从汉到南北朝，一直沿用这一制度，很少有变动。隋代统一南北，年祚虽短，印章制度却来了一个大变动。这一大变动，并不是偶然的。由于物质条件变了，作为公私交接信用保证的印章的形式，自然不得不随之改变。
秦汉至南北朝的印章，继续战国的成法，还是用在封泥上，依靠印文凹凸做标志。一小块封泥，地位逼仄，当然印型都是小的。官印一般2.5公分见方，也有大到3公分的，但极少。私印一般2公分见方，或者更小。印文绝大多数用“白文”—这是后世用印色钤出来以后的称谓，在当时叫做“阳文”，即封泥上见到的印文是凸起的(参看第四章之1)。南北朝时代，由于绢纸已经普遍通用，封泥制度逐步废止，印章蘸上朱或墨，盖在绢纸上。绢纸地位宽裕，印型随之也渐大，特别是官印，一般大到5公分或6、7公分见方，依官级高低而规定。印文纯用朱文，绝无例外。这也是物质条件不同的缘故。
隋、唐官印，传世尚多。《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凡收隋唐官印二十余印。篆法拙朴，另有风格。这当然是创制开始时期应有的现象，后来才逐步加工，加精。隋、唐私印，传世极少。《吉金斋古铜印谱》收录“世南”、“真卿”诸印(图1－2)，是否虞世南、颜真卿之物，未敢遽信。《法帖》刻有“贞观”二字朱文连珠印，这是后世鉴藏印的开始(参看第十三章)。李泌曾有“端居室”三字白文印(图3)，这是后世室名印的开始(参看第十二章)。褚遂良摹《兰亭帖》用“褚氏”小印。僧怀素用汉代“军司马印”钤得意之书。窦《述书赋》中有一段论“印验”，列举唐代初期士大夫的印文，共有十一个例子。这批印绝大多数我们已看不到了。就我们看得到的“贞观”、“褚氏”等印文说，小篆工整，一定出于学人所书。
汉印印文遇到笔画稀少的字，偶然有屈曲填满的写法。宋代以后的官印，这一写法应用渐多，大大发展了。如传世“新浦县新铸印”印文笔画牵连交织，相当匀称，另有一种美感(图4)。后来更有“九叠篆”的名称，屈曲盘旋，越来越缜密，当然也不是每个字都写成九叠，实际也有六叠、七叠、八叠以至十叠或十叠以上的(图5)。名为九叠篆，取其折叠多层的意义。这一格式，宋代已大发展，一直沿用到元、明，愈加呆板，看上去好象编织物，也象门窗花格，整齐划一，绝少天趣，没有多大艺术意义。
宋代私人印章，遗留在字画真迹或刊入法帖的，我们时有看到。如欧阳修“六一居士”朱文印(图6)，苏轼“眉阳苏轼”、“东坡居士”朱文印，米芾“楚国米芾”(图7)、“米氏书印”朱文印，“米芾”、“宝晋斋”白文印，贾似道“似道”朱文印(图8)、“秋壑珍玩”白文印(图9)……例子不算太少。相传米芾所用各印都是他自己所刻。宋代文人画开始盛行，文人治印的苗头那时确实已经有了，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