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涛：王羲之《丧乱帖》考评
请听啊：左一个“奈何”右一个“奈何”!——“奈何”“奈何”，不绝于耳!呼天抢地，何忧之深也!这才是右军真面。一部右军的杂帖，应当叫做《奈何集》，毫不过分。确实，他是“情种”，他是“哀乐过人”的。——因此，就存世作品而言，他的哀伤，也就不会令人“咄咄”了 。 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下边还将辟专节论述。这裹想指出的只是即便是家事——扩而大之，兼及友朋，——右军“末年”的情怀，也是悲凉的。他确实天真，他确是情种，“哀乐无端”，老而弥笃。
在一片动地连天的“奈何”声中，我们感到，他的“末年”，“思虑”太不“通审”了；“志气”太不“和平”了。——孙过庭所云，不客气地讲，实在是一派鬼话! 集国事与家事于一身的，莫过于《丧乱帖》了。此帖中唐流入日本，过了一千多年，一九三四（此点承温锡增先生见告）年顷，照片又返回中土，人们一见大惊，无不叹为摹本之最近真者，这不是偶然的。CdN-WWW.2586.WAng帖云： 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萘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
羲之顿首顿首。 谁也不会怀疑此文的真切。虽然，不见于《法书要录》的《右军书记》不见于《全晋文》，但它流传有绪，而且，确乎“情深调合”右军莫属。不论何年，正可以执此论右军。 此帖的不可及处有四： 第一，这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杂文。这衷没有孤立的叙事，“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了。一上来，在一片呼天抢地的哀号之后，用“虽即修复”，做一顿挫，然后一转，“未获奔驰”；接下去“哀毒益深”，更加“奈何奈何”了。虽然区区八行，五十六个字，但具备了太史公抑扬顿挫之美，这是它文采本身的感人所在。
传世大量的右军帖，不过是便条一类，如《奉橘帖》，《来禽帖》，无所谓感××彩，更谈个上文理，再有就是一些一般的问慰之书，简直令人怀疑他在例行公事。远不如此帖的一往情深、文理为优。这是此帖高出一般杂帖的第一点。 附带提到，王元化先生，以龚自珍为古代的“第一位杂文家”，看过此帖，不知感想如何?其实，迅翁早就说过，在中国，杂文是“古已有之”的，杂文成为独立的形态，最晚，也要从司马迁开始；魏晋，更是杂文难以企及的高潮期，而右军的《丧乱帖》，则其尤也!怎么能说，要到十九世纪，即司马迁以后二千年，才出现“第一位杂文家呢”?王先生失察了。 第二，此帖，“字势雄强”，是右军真面，看前两行就够了。如果说，“追”字的笔意，表现了右军的“简远”或“令人意远”的话，那么前两行，整个地说，则表现了右军的浓郁。着在笔势上，就是“雄强”了。此帖的“雄强”，远远地胜过了“神龙”兰亭；比起来，神龙兰亭，确实是先天不足了。看“丧乱之极”四字，就可以体味到所谓“笔势雄强”者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真正的右军风骨，别人造不了假的。
在诗史上“漠魏风骨”后，就是晋人的玄言；但在书史上，汉魏风骨，伟大的张芝之后，却是右军风骨的时代了。右军风骨从汉魏风骨中出来，它还不脱汉魏的凝重与浓郁，它还不脱汉魏的莽苍之气，一一要脱尽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它又出以自己的风华。这才是右军真面。谁说晋人作字之旨就是“简远”?苏轼。但是，不对，就像偏嗜陶渊明一样，苏轼于晋人字取其“简远”，也不免是偏见，几乎难免“嗜痂”之讥了——右军书，有其“简远”的一面，如“追”字，“绝”字，“虽”字，“即”字；但对右军，这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侧面，而“雄强”、“浓郁”，才是真面。如《丧乱帖》前两行，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是不容怀疑的。 一九六三年冬，故宫举办《历代碑帖展览》，有很多右军书的宋拓本。我初看之后，不禁写道：“味其浓丽，大类盛唐贵妇。”这当然未免过甚其辞。但右军书浓郁的一面，前人确实忽了，最多说到“骨在肉中”，这是远远不够的。我想，东坡若看到《丧乱》，也就不会死抱住简远不放了。 总之，雄强，浓郁的右军风骨，是一个不容漠视，亟待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舍『丧乱』而论《兰亭》，右军真面，又从何说起呢? 这裹，我想对所谓“隶书笔意”的问题，略谈几句。所谓右军书必具“隶书笔意”、“必近”二《爨》而后可，是前人的看法。这些人没见到一九七七年出土，一九七九年发表的毫县曹操宗族墓草书砖，他们的议论，无怪其然。其实，右军对汉魏的继承，在“气”不在“体”。“割析张公之草”使“独草”大行于世的，正是右军。着一点，在书论上，保守如欧阳询，都早已承认，应当没有问题了。
问题是，右军还继承了汉魏的气，这一点，也应提到。——气，或“势”，质言之，就是草法，本是汉魏风骨的正宗。这一点，艺术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得到证明。人们的疑惑，不久就会烟消云散的，而右军，却早已得到了这个真传。右军所以“高绝”者，正在于继承了，并在新的条件下发扬了汉魏风骨，而根本不是斤斤于所谓“隶书笔意”。这并不仅仅是右军慧眼独具，而是因为，汉魏，本来就是草意十足的时代，这草意，又是雄强浓郁的罢了。 第三，《丧乱帖》兼备了雄强与惨淡之美，看前两行，雄强，浓郁，令人咋舌；但看下去，后六行，却越来越惨淡，无复雄强之美了。这是甚么原因呢?原因在感情的变化。当他写到“号慕摧绝”，“哀毒益深”以后时，痛不欲书，“意不在字”，一片至情，流露纸上，那就只有惨淡了。但即便在这时，每当换笔，仍然锋芒毕露，如第四行的“痛”字，第六行的“毒”字，第七行的“临”字，这些都十分清楚地表现了书写的过程。
所以，真正达到了“忘怀楷则”，“意不在字”的境界，不是《兰亭序》，也不是《祭侄文》，而是《丧乱帖》。所谓晋人高处，在得“字之真态”者，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唯观神采，不在形质”，也只有此帖足以当之。 这是极难达到的境界，所谓“化境”是也。“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指的正是造种境界。老，老辣，就在于一片至情，不见形质；而形质又在，却已是“从心所欲不瑜矩”。 在中国书史上，达到这种境界的，几千年来，实不多见。其原因，并不在于晋人讲“自然”，而是在于晋人“情深”。只有老辣的书家，而又像右军书此帖一样，呼天抢地，痛不欲生时，这种“佳境”才能偶一逢之。这是多么可贵啊! 第四，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提笔写信，一上来，一霎时，情绪还比较平静，造就是前两行，这是行书；右军此帖，本来可能是要用行书写的。但开始不久，“追惟酷甚”，情绪激动了，“痛贯心肝，”情不自己，意不在字了，心运时候，不惟已经忘却了字的妍丑，而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只剩下点画寥寥，一片草意，再也不能做行书了。甚至写了四个错字，也不改了。
这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它生动地层示了一个完整的过程：一个老辣的书家，在写同一封信时，情不自禁，由行到草的过程。我多次讲过，中国一切书体中，只有草书，是最抒情的。并不是说，别的书体，就不能抒情，而是说，只有草书的抒情，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的化境。人们艳称行书的“中和性”；其实，行书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信，请看王右军，《丧乱帖》写了两行行书，为甚么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草书呢?——无病呻吟，不能做草；情不浓郁，也是写不出草书的。这个道理，在《丧乱帖》，又一次获得了证实。当然，右军所写，还是字字独立的草书，终其身，他是小写意。小写意犹且如此，何况大写意?到大草再度兴起的盛唐时代，到张旭时代，那情形就更可观了，这只要看一看现存碑林的《断千文》舆《肚痛帖》，便可了然。 右军此书，达到这样．高的境界，不是偶然的，这是他最有代表性的“末年”之作。 日本朋友考证，此帖作于永和十二年，这是不错的。
我现在补充一些史料。 右军的“先墓”在甚么地方?“先”不是他父亲。他父亲的墓曾在临川，右军有一帖及之。此所谓“先”，指他的祖父以上者。即从西汉王吉以下，至两晋王览以上者，“先墓”所在，可能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云“临沂都乡南仁里”者是也①。王吉以来，即家于是。这个推断，应当是不中不远的。 “先墓”初“离荼毒”，是什么时候?只能说，是五胡乱华之际，即晋室渡江前后，那时，右军尚小，不可详考了。至于“再离荼毒”遍翻晋史，战争祸及琅琊的，只有永和十二年那一次。《通鉴》曾详载此事云： （永和十二年）春，正月燕太原王（慕容）恪引兵济河，未至广固百余里，（柬晋将）段龛帅众三万逆战。丙申，恪大破龛于淄水……龛脱走，还城固守，恪进军围之。
（二月）燕太原王恪招抚段龛诸城。已丑龛所署徐州刺史阳都公王腾举众降，恪命腾以故职还屯阳都。（胡注：段龛置徐州于琅琊阳都县。杜佑曰：汉阳都县故城在沂州沂水县南。） （八月）段龛遣其属段蕴来求救，诏徐州刺史荀羡将兵随温救之。羡至琅琊，惮燕兵之强不敢进。王腾寇鄄城，羡进攻阳都，会霖雨，城坏，获腾，斩之。 （冬十月）燕大司马恪围段龛于广固，诸将请急攻之，恪日：“用兵之势，有宜缓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也！……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于是为高墙深堑以守之。齐人争运粮以馈燕军。 十一月，丙子，龛面缚出降……恪抚安新民，悉定齐地，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 荀羡闻龛已败，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将三千人守琅琊，参军谯国戴遂等将二千人守泰山。② 造就是整个战役的简略经过。其中，两次提到琅琊——右军“先墓”所在地，但都言而不详，似乎琅琊并没有陷于北人之手，难道右军的“先墓”还是晋军发掘的吗? 按：《晋书．荀羡传》载此事，有重要的不同，足破此惑。云： 及慕容镌攻段龛于青州，诏使羡救之。
镌将王腾、赵盘寇琅琊、鄄城，北境骚动。羡讨之，擒腾，盘并走。军次琅琊，而宠已没，羡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等三千人守琅琊，参军戴遂、萧镭二千人守泰山。③ “镌”自是“恪”之误，不去说它。这里重要的不同是，《通鉴》只提到“羡至琅琊”而“王腾寇鄄城”而《荀羡传》则大书，“王腾、趟盘寇琅琊、鄄城、北境骚动”似乎，《通鉴》是精确了，但却有重要的遗漏：不仅不见“赵盘”之名，而且把“寇琅琊、鄄城、北境骚动”这一个重要的前提抹杀了。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右军在琅琊临沂的“先墓”，是由燕军“荼毒”的，而荀羡在斩了王腾之后，“即修复”，也就顺理成章了。——总之，《丧乱帖》所写的，是永和十二年八月的事。现在总算弄清楚了。
“先墓”被掘，不仅汉代，即使是“礼玄双修”的柬晋，这也是至苦至痛，不可容忍的。表现在《丧乱帖》中的一片哀呼，也就不难理解了。右军从玄学中吸取的，正是“至情”流露遣一点，玄学并没有淹没他。他“末年”，总是这样，正像他自己所总结的： 频有哀祸、悲摧切割，不能自胜，奈何奈何！省慰，增感。④ 这才是右军“末年”的常调，所谓“情深调合”的“调”，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这还不够明显吗?比较起来，《十七帖》，倒是有些变调的意味了，它与右军“末年”的基“调”，是不“合”的。 表现在《丧乱帖》裹的呼天抢地的哀痛，难道有一点“思虑通审、志气和平”的影子吗?没有，绝对没有，因而，《丧乱帖》的审美特征，也不是所谓“不激不厉”，而毋宁说，恰恰相反。孙过庭的观察，对于《十七帖》，或者稍合；而对以《丧乱帖》为基调的右军“末年”书，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有了《丧乱》，从今以后，大可以不必奉《兰亭》为神圣了。所谓“《楔帖》又右军之至者”云者（注⑤），自可作罢。 注释： ①参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九八0年上海占籍版，页一六至一九。 ②《通鉴》卷一百，页三一五二至三一五九。 ③《晋书》册七，页一九八一。 ④《法书要录》卷十，《全晋文》页二十二至二十六。 ⑤柯九思《题兰亭独孤本》，见《柯九思史料》页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