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艺术的核心依然是剧本根基难离文学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19:34 点击：
继1961年、1988年之后，北京人艺携《知己》《原野》《我爱桃花》《关系》《窝头会馆》5台优秀剧目第三次大规模赴沪演出，19天20场演出，场场座无虚席，引发热烈反响——
话剧艺术的核心依然是剧本根基难离文学
作为北京人艺60周年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7月21日至8月5日，北京人艺携《知己》《原野》《我爱桃花》《关系》《窝头会馆》5台优秀剧目赴上海演出，在上海文艺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这也是北京人艺自1961年、1988年之后，第三次大规模的赴沪演出活动。24年前，评论界曾经用“人艺旋风”来形容当时人艺赴沪演出产生的巨大轰动效应，但同时，面对人艺以《茶馆》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剧作，也出现了诸如“最后的晚餐”、“落幕的艺术”、“博物馆艺术”的质疑声。如今中国话剧的生态环境、创作理念、演出样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京沪两地的话剧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态势，北京人艺再次选择上海，会面临怎样的境遇?还能赢得喝彩声吗?“人艺风格”是否会在上海遭遇水土不服?一切的疑问似乎都是多余的。19天20场演出，场场座无虚席，3万多名上海观众用自己的热情、掌声为北京人艺赴沪的成功演出做了最完满的诠释。
与时下各类形式繁多、规模庞大的戏剧展演、汇演相比，人艺此次上海行并没有在演出剧目的主题内涵、呈现形式、艺术风格上刻意求新求变，追逐风潮，迎合某种既定的审美趣味或市场坐标，而是靠舞台说话，把艺术家们对话剧艺术的坚守带到了上海，把60年来始终坚持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演剧追求重新呈现在了上海观众面前。cdn-WWw.2586.waNG由此，我们不得不说，此次演出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剧院本身，而是涉及到对话剧本体的思考，以及为中国话剧未来发展提供的些许启示。日前，京沪文艺界、戏剧界人士在上海举行座谈会，结合北京人艺5台演出剧目，就京沪话剧发展共同面对的问题、人艺演剧风格的当代价值、话剧文化品格的坚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剧本、文学、文化更是成为与会者谈及当前话剧发展状况时反复提到的关键词。
坚持原创剧本建设
从参演剧目看，北京人艺此次选择的作品，除了《原野》外，均为近年来新创作的剧目，而且无论从思想深度、艺术口碑，还是市场反响、社会影响力看，都代表了近些年北京人艺话剧创作的整体水平和发展面貌。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认为，此次北京人艺演出带来的最大启示就是一个剧院对剧本的重视，他们在话剧创作最薄弱的原创环节进行了重点突围，用优秀的剧本为舞台演出提供强有力支撑和动力。
话剧艺术的核心和基础在剧本，然而，近些年，原创剧本的缺失已经成为阻碍中国话剧向前发展的瓶颈。剧本创作遭遇危机，优秀原创剧本难觅，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如戏剧从业人员面临各种现实困难、话剧人才培养出现断层等，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创作者越来越缺少现实关怀的勇气，缺少一种平和、虔诚、踏实、朴实的创作心态，缺少对人生、人性的深度思考。荣广润认为，优秀的剧本离不开鲜活的人物，以及附着在人物身上、能不断引人反省的精神内涵和思想力度。现在很多剧本创作只求感官的愉悦，追求奇观化的表现形式，肆意添加具有视听冲击力的台词、场景，缺乏对剧本创作最基本的尊重，如此下去，最终损害的只能是话剧艺术本身。他认为，北京人艺在剧本建设、剧目选择上的经验值得借鉴，正因为他们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注重精神意蕴和思想深度的表达，才使得上海的观众亲身感受到了现实主义话剧的艺术魅力。
贬斥文学的倾向值得警惕
剧作就是文学。这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近些年的戏剧创作却在这个反复强调的基本问题上出现了偏离。有些话剧开始远离文学，流连于外在的形式，更多去追求视觉的、包装的、时尚的东西。剧作家罗怀臻认为，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话剧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如果在最基础的层面上颠覆了话剧艺术的特质，遗失了文学性这一审美品质，那么，话剧丢失的将不仅仅是传统，而是最挚爱它的观众。北京人艺60年来，始终能走在中国话剧的前列，在艺术上形成自己的演剧风格，在观众中确立自己的艺术品牌，正是依靠文学的积淀，打造夯实的文学基础，才铸就了话剧舞台演出的高品质。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丁罗男认为，目前话剧创作确实存在一种贬斥文学的倾向。这种倾向不止表现在文本上，也体现在舞台表演中。经典的话剧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常演不衰，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曹禺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能为世界观众所认可、感动，都是源自强大的文学力量，都以坚实的文学性、审美性不断提升着话剧的艺术品质，推动着这门艺术向前发展。北京人艺的话剧依靠文学支撑，在人物塑造、语言结构、舞台呈现等方面精益求精，在话剧的审美化层面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既发挥了主流文化的导向作用，又起到了引导商业戏剧向更加积极向上方向发展的标杆作用，对上海乃至全国的话剧创作都有很强的示范意义。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则认为，话剧的文学性不仅是艺术的审美性，更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性深度。他以《龙须沟》为例，认为这部作品虽然表达的是社会主题，但老舍在写作中倾注着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关注，展示了他们在新旧社会转换时期那种萌动的、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将时代的情绪、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寄予和向往蕴含其中，这就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 话剧创作的文化底气仍不足 对文学的贬斥直接导致了目前戏剧创作文化底蕴、文化精神的匮乏。毛时安认为，现在很多具有自身创作传统的剧院在商业大潮面前逐渐丢失了自己的特色，陷入商业化、功利化的创作泥潭，找不到文化坚守的方向和立场，文化底气不足。单纯为了满足某些观众的需要，以消极适应的方式应对话剧市场，这对话剧发展是有害的。从接受美学层面，话剧要从提高自身品质入手，带动整个市场品质的提高，在不断的观演互动中建立良好的话剧生态环境。毛时安认为，北京人艺为戏剧界带来一种文化气象。人艺的话剧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一种真诚面对自身文化、遵循艺术纯粹性的精神气质，最重要的是60年来始终坚守文化立场，所有戏都在追求对世道人情变迁的忠实记录，对人性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挖掘，对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国家的话剧院就要拿出最好的、代表国家级的作品。 曾与人艺合作过话剧《原野》的导演陈薪伊认为，戏剧创作背后离不开文化的积淀。北京人艺的风格不光是“京味儿”，更多的是文化的力量，是文化感染着观众，构筑着人艺话剧创作的艺术大厦。艺术家有责任为了艺术坚守自己的理想、坚守文化。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也认为，北京人艺对文化的坚守值得学习，所有戏剧人都应该像北京人艺的艺术家那样维护戏剧精神的神圣。 戏剧创作是小说家的最高理想 一直以来，北京人艺都以拥有、团结强大的编剧队伍而引以为豪。这其中，作家的加盟更是为北京人艺的话剧提供了坚实的文学根基。从郭沫若、老舍到新世纪以来的刘恒、莫言、邹静之、叶广芩等，用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的话说，作家是北京人艺最为宝贵的创作资源。在目前的戏剧创作环境下，让更多的优秀作家加盟剧本写作，无疑有助于缓解话剧原创剧本缺失的窘境，提高舞台演出的文学品格和文化内涵。同时，话剧是文学体裁中创作难度最高、时空要求最为集中的表达形式，也一直在诱惑着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刘恒就认为，写电视剧是瓦匠砌砖头垒墙，写电影剧本是木匠打家具，写话剧是石匠雕塑像。总之，一个比一个细腻，一个比一个精巧，一个比一个难。话剧创作的过程是孤寂的，但在孤寂之余他感到相当幸福。 王安忆曾三次参与小说改编话剧的创作，谈及小说和戏剧的关系，她认为，小说比戏剧自由得多，戏剧是限制性极强的语言艺术，既需要进行空间处理，又要求时间的相对集中。但戏剧一定是小说家的最高理想，对从事文学的人来说也是最大的挑战。刘恒在这方面就有自身的优势，他的创作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琢磨。以《窝头会馆》为例，该剧中有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传统，但是刘恒又不拘泥于此，试图融入新的元素：对过去舞台表达擅长运用的具象思维和呈现变成了更具象征蕴含的东西，赋予剧作更多的思考空间。此外，密集的台词、语言的加法也带来舞台表达内容的质变。重要的不是说话的内容，而是说话行为本身的存在。这些都是小说家写话剧带来的新东西、新尝试。 在原创剧本匮乏、文学传统不断面临危机的境况下，呼唤文学、呼唤优秀剧本并不是喊喊口号的应急之举，而是要重新确立一种创作的态度，建立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创作机制。罗怀臻认为，北京人艺尊重文学、尊重作家的创作劳动，这使它能始终吸引当代杰出的作家、剧作家，不是玩票式的，而是真正在剧本中完成自己的生命表达，乃至对社会、人生、自我的认识。他希望更多的作家能参与到话剧中，创作出更多真正介入人的精神层面、呵护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品格，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和人文蕴含的舞台作品。（徐健）
剧作就是文学。这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近些年的戏剧创作却在这个反复强调的基本问题上出现了偏离。有些话剧开始远离文学，流连于外在的形式，更多去追求视觉的、包装的、时尚的东西。剧作家罗怀臻认为，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话剧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如果在最基础的层面上颠覆了话剧艺术的特质，遗失了文学性这一审美品质，那么，话剧丢失的将不仅仅是传统，而是最挚爱它的观众。北京人艺60年来，始终能走在中国话剧的前列，在艺术上形成自己的演剧风格，在观众中确立自己的艺术品牌，正是依靠文学的积淀，打造夯实的文学基础，才铸就了话剧舞台演出的高品质。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丁罗男认为，目前话剧创作确实存在一种贬斥文学的倾向。这种倾向不止表现在文本上，也体现在舞台表演中。经典的话剧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常演不衰，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曹禺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能为世界观众所认可、感动，都是源自强大的文学力量，都以坚实的文学性、审美性不断提升着话剧的艺术品质，推动着这门艺术向前发展。北京人艺的话剧依靠文学支撑，在人物塑造、语言结构、舞台呈现等方面精益求精，在话剧的审美化层面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既发挥了主流文化的导向作用，又起到了引导商业戏剧向更加积极向上方向发展的标杆作用，对上海乃至全国的话剧创作都有很强的示范意义。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则认为，话剧的文学性不仅是艺术的审美性，更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性深度。他以《龙须沟》为例，认为这部作品虽然表达的是社会主题，但老舍在写作中倾注着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关注，展示了他们在新旧社会转换时期那种萌动的、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将时代的情绪、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寄予和向往蕴含其中，这就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 话剧创作的文化底气仍不足 对文学的贬斥直接导致了目前戏剧创作文化底蕴、文化精神的匮乏。毛时安认为，现在很多具有自身创作传统的剧院在商业大潮面前逐渐丢失了自己的特色，陷入商业化、功利化的创作泥潭，找不到文化坚守的方向和立场，文化底气不足。单纯为了满足某些观众的需要，以消极适应的方式应对话剧市场，这对话剧发展是有害的。从接受美学层面，话剧要从提高自身品质入手，带动整个市场品质的提高，在不断的观演互动中建立良好的话剧生态环境。毛时安认为，北京人艺为戏剧界带来一种文化气象。人艺的话剧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一种真诚面对自身文化、遵循艺术纯粹性的精神气质，最重要的是60年来始终坚守文化立场，所有戏都在追求对世道人情变迁的忠实记录，对人性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挖掘，对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国家的话剧院就要拿出最好的、代表国家级的作品。 曾与人艺合作过话剧《原野》的导演陈薪伊认为，戏剧创作背后离不开文化的积淀。北京人艺的风格不光是“京味儿”，更多的是文化的力量，是文化感染着观众，构筑着人艺话剧创作的艺术大厦。艺术家有责任为了艺术坚守自己的理想、坚守文化。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也认为，北京人艺对文化的坚守值得学习，所有戏剧人都应该像北京人艺的艺术家那样维护戏剧精神的神圣。 戏剧创作是小说家的最高理想 一直以来，北京人艺都以拥有、团结强大的编剧队伍而引以为豪。这其中，作家的加盟更是为北京人艺的话剧提供了坚实的文学根基。从郭沫若、老舍到新世纪以来的刘恒、莫言、邹静之、叶广芩等，用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的话说，作家是北京人艺最为宝贵的创作资源。在目前的戏剧创作环境下，让更多的优秀作家加盟剧本写作，无疑有助于缓解话剧原创剧本缺失的窘境，提高舞台演出的文学品格和文化内涵。同时，话剧是文学体裁中创作难度最高、时空要求最为集中的表达形式，也一直在诱惑着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刘恒就认为，写电视剧是瓦匠砌砖头垒墙，写电影剧本是木匠打家具，写话剧是石匠雕塑像。总之，一个比一个细腻，一个比一个精巧，一个比一个难。话剧创作的过程是孤寂的，但在孤寂之余他感到相当幸福。 王安忆曾三次参与小说改编话剧的创作，谈及小说和戏剧的关系，她认为，小说比戏剧自由得多，戏剧是限制性极强的语言艺术，既需要进行空间处理，又要求时间的相对集中。但戏剧一定是小说家的最高理想，对从事文学的人来说也是最大的挑战。刘恒在这方面就有自身的优势，他的创作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琢磨。以《窝头会馆》为例，该剧中有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传统，但是刘恒又不拘泥于此，试图融入新的元素：对过去舞台表达擅长运用的具象思维和呈现变成了更具象征蕴含的东西，赋予剧作更多的思考空间。此外，密集的台词、语言的加法也带来舞台表达内容的质变。重要的不是说话的内容，而是说话行为本身的存在。这些都是小说家写话剧带来的新东西、新尝试。 在原创剧本匮乏、文学传统不断面临危机的境况下，呼唤文学、呼唤优秀剧本并不是喊喊口号的应急之举，而是要重新确立一种创作的态度，建立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创作机制。罗怀臻认为，北京人艺尊重文学、尊重作家的创作劳动，这使它能始终吸引当代杰出的作家、剧作家，不是玩票式的，而是真正在剧本中完成自己的生命表达，乃至对社会、人生、自我的认识。他希望更多的作家能参与到话剧中，创作出更多真正介入人的精神层面、呵护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品格，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和人文蕴含的舞台作品。（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