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将残勇赋春风”(下) ——戏剧大师曹禺的真实晚年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19:42 点击：
曹禺夫人李玉茹女士近照 死去原知万事空，忍看山河代代穷！ 从今再不事杂琐，拼将残勇赋春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整个八十年代，在国内与国外悄悄地掀起了一股“曹禺热”。据统计，当时全国报刊上发表了论文、剧评和专著等等，就有322篇、部之多。显然，已经逐步形成了一支“曹禺研究”的理论队伍。这，是中国空前未有的，也是近现代作家当中比较突出的。正如评论家田本相所说：“这股‘曹禺热’并非是人为的结果，它伴随着席卷祖国大地思想解放浪潮而来，又伴随着对历史反思热潮而深入。它是历史酝酿的迸发，是现实发展的必然。它像是一个聚焦点，凝结着新时期现实的热力和历史的能量。如果说，全国解放前，十年动乱前，对于曹禺及其剧作，也有过或高或低的评价；但是，总是有一层阴影笼罩着，有一种无形的网蒙蔽着。此刻，一旦冲决种种‘左’的束缚，打破传统的局囿，曹禺剧作的价值，犹如被尘埃掩盖的珍珠，又重新放出光辉，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Cdn-WWw.2586.wAng”也正如作家唐弢所说：“曹禺为什么会取得这么高的成就？是因为他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样，尽管都接受外来影响很大，但却能取人之长，为我所用，在借鉴中把自己民族的东西又提高一步，具有真正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他的剧作真正把中国人的灵魂刻画出来了。”再正如日本的评论家佐藤一郎所说：“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若要推出一位代表作家，当首推曹禺。至少是在话剧界，把它作为近代话剧的确立者和集大成者却是可能的。曹禺是一个造型力非常卓越的作家，他能大胆地去掉多余部分，其余皆归我取。他的造型能力使全剧紧紧地把握而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他把满腔热情倾注到造型上。这造型能量的源泉来自中国文学的传统。正是中国传统内部的造型意识而获得了近代睿智，这个睿智的名字，就叫曹禺的现实主义。” 正是在这种文化历史背景之下，曹禺师还收到了画家黄永玉一封热情洋溢又恨铁不成钢的来信，其中写道—— “曹公曹公！你的书法照麻衣神相看，气势雄强，间架缜密，且肯定是个长寿的老头，所以你还应该工作。工作，这两个字几十年来被污染成低级的习俗。在你的生涯中，工作是充满实实在在的光耀，别去理那些琐碎人情、小敲小打吧！在你，应该：‘全或无’；应该：‘良工不示人以朴’。像萧伯纳，像伏尔泰那样，到老还那么精确，那么不饶点滴，不饶自己。 在纽约，我在阿瑟•米勒家住过几天，他刚写一个新戏：《美国时间》，我跟他上排练场去看他边排边改剧本，那种活跃，那种严肃，简直像鸡汤那么养人。他和他老婆，一位了不起的摄影家，轮流开车走很远的公路回到家里，然而一起在他们的森林中伐木，砍成劈柴，米勒开拖拉机把我们跟劈柴一起拉回来。两三吨的柴啊！我们坐在米勒自己做的木凳饭桌边吃饭。我觉得他全身心的细胞都在活跃，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那时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 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写到这里，不禁想了起莎翁《马克白》中的一句话——‘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你知道，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如果能使你再写出20个剧本需要出点力气的话，你差遣就是！艾侣霞有两句诗，诗曰：‘心在树上，你摘就是！’ 晚 黄永玉谨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曹禺师曾经让英若诚把这样一封信，当着他自己的面读给了那位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听，至今洋人也不明白是发生了什么事和究竟是什么意思。大约，是永远也不可能明白的。 好像就在这件事情之前，巴金还给曹禺师写过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后来，曹禺师曾激动地写了一首诗作答——“死去原知万事空，忍看山河代代穷！从今再不事杂琐，拼将残勇赋春风！” 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这是很不是滋味的悲剧。 曹禺师利用晚年的宝贵时间，紧握手中的笔，再一次把心里的宝贝，奉献给读者和观众的决心已下。然而，下决心容易，实践起来却是很难很难的。这一点对他来说，也是始料未及的事。 曹禺师在写给大女儿万黛的信中说：“我几十年未能写出东西来，大部分原因是这些年的文艺政策。也怪我不独立思考，社会活动搞的太多。”应当说，后来文艺政策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社会活动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同时，他已经到了古稀之年，病痛时有发作，这也不能不影响自己的行动。他晚年的生活状态，在1981年的日记里是有全面反映的，一位年迈的老人所具有的激情、愿望、孤独、无奈、缠绵、悲痛，等等，全都跃然纸上。 我们来看看他被种种社会活动所重重包围的情形，笔者粗略统计一下，每一天都有一个、二个，甚至三个活动；同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不但终日离不开药品，还要经常跑医院看医生，这两项相辅相成，最后导致了可怕的恶性循环——
1988年，巴金（右）和挚友曹禺在一起
老舍与曹禺在一起 2月22日 读《呻吟篇》，应自常存度量，宽宏不躁，不褊浅，勿空自懊恨。 4月6日 有些人虽然口头上也喊要抓紧时间，但是从来不抓紧时间。他们对过去，老是忏悔，忏悔；对将来，老是幻想，幻想；而对于现在，对于正在进行的时间，却老是让它轻轻地滑过去。 4月8日 上午为崔美善独舞会题词，斟酌许久。朱子奇同志十分同情她，一再托我写，我便答应。我应作自己的剧作，却屡因这类事，不能如愿。看来，好凑热闹与懒散是我的大病！ 5月21日 六时醒，心病犯了，十分难过，不能动。 十一时半赴医院，医生说大致无妨，但应犯病即来就医，恐万一心机梗塞，不好抢救。嘱必须休息，不能继续工作。 6月17日 巴金使我惭愧，使我明白，活着要说真话。我想说，但却怕说了很是偏激。那些狼一般“正义者”将夺去我的安静与时间，这时间，我要写出我死前最后的一二部剧本。 6月18日 近来我脾气太躁，使玉茹受罪，我心极不好过。 6月25日 吃速可眠，仍不能睡。急于写戏，而腹中空空，辗转不能休息，也不能静下去，昏昏然。可闭眼休息，想不出东西，就不想。我缺的是真实的生活！ 6月26日 天阴，欲雨，郁闷。 7月8日 早九时与玉茹到北京医院看我的病。 下午三时，央视郭玉祥偕日本放送协会田川纯一、奥道熊池成启与翻译桂松、司机白金生、梁来福来访。寒暄后即谈谈“我与鲁迅的关系”(其实太简单)，“我从鲁迅学习了什么”，谈了近三小时。后到鸿宾楼请他们吃晚餐，以我的名义。欢宴后，回家已九时。 安柯钦夫坐候，他已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即将赴新疆。 九时半，叶向真偕香港舒淇(叶健行)，电影评论家、导演周锦祥，香港《新晚报》编辑杨莉君来夜谈，神聊到十二时才走。罗德安也来，我累极。 8月3日(北戴河) 晨雨未停，冒雨早餐。回屋改《日出》一上午。 “是苦亦思，乐亦思。”此真言有尽而思无穷。以此攻学问，写剧本，何愁不得。偏遇此“孽障”，匿影藏形，迟迟不来！实命也！ 10月12日 晨，又读《桥》，不知如何改法。 上午读毕，《桥》上半部，觉得可能续下去。现在是要找材料，找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情况，或在渝或在上海。 10月13日 我终日读《桥》，看如何续法？前面应大压缩。许多技术语与人物应删一些。 下午读《金陵春梦》第五册，讲日投降前后。拟修改《桥》意见。 10月19日 构思《桥》。 十时许，到巴金家。巴老说：“现在一个作家要给自己下结论的时候到了。写点东西，留给后人看。”“写了登不出，放几年也无所谓。” 我每见巴金，必有所得。我一向无思想，随风倒，上面说什么，便说什么，而且顺着嘴乱讲。不知真理在何处。一定要独立思索，不能随风倒，那是卑鄙、恶劣的行为。既错了，便不要再折磨自己，想起没完。让过去成为过去，让自己清醒些！今后，不再上当。少说，错误少些。 但写作却要从自己心里想写的，写下去，不说违心话。写评论，不夸张；写散文，应说真话。自己真感到的再写，更不要，为了文字漂亮，为表现虚伪的感情。那样写出后，自己看了，就会觉得丑的灵魂在自己心目中，在众人的眼睛中，表现得更丑，自己会痛苦万状。 不要为自己一生所犯的各种错误、缺点、失当的地方，就反复思念、后悔、痛苦得没有止境。“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要自己常常想想。我觉得我常为文字的把戏(即俏皮、痛快淋漓、引用典故的恰当……)把自己变成一种不正确的思想的把戏。如同为了一时的光彩(极肤浅而庸俗的)，宁用一尖刀在自己的心窝处，划一道口子，流血不止。 我自己一生，总感到轻浮，但非改不可！ 11月6日 心中焦急，未完成任务。 多顾虑！太多！非静下心来，实实地做事。必须不顾任何小事，搞好写作。 11月15日 我确实感到自己想写什么，便写什么！不能有个东西箍着我的头，什么思想，什么条条框框妨碍我的笔。自由当然不能绝对，但写作时必须自由，任自己按自己由已有的观念、思维、感情——爱的、憎的、纯挚的情感去写！不然，我将憋死！ 11月29日 我应重新成为一个新人，把我过去种种虚荣、赞誉与毁谤都忘记，不想有些人们在我背后的话，不想过去的荒诞、疑虑、多心、胆怯，追求名声、享受、安逸。我要成一个一心为真实，为理想，为人民做好事，说真话的人！不再犹豫，不再怕人们对我的歧视、轻蔑，因为那些人的称赞，我过去太重视了，以致于迷了路。我的阳光快尽，烛火将熄，但我还有时间改我的过去种种谬误——随波逐流，赶潮流，听人们说过的话自己又重复一遍的话。我要说我的真心话。 12月21日 上午到人大会堂浙江厅，乔木同志接见作协理事会部分人员。巴金谈“无为而治”，“爱护作家”等。乔木同志大谈“有为与无为，治与不治”，实即反驳。大家谈及新华书店发行问题，有冯至、韦君宜，我也说话。我又激动万状，实不可取，今后一定改。
曹禺在巴金寓所做客 我有幸在曹禺师身边工作了42年之久，在做戏——主要是戏剧文学，和做人上，他长时间地、耳提面命地给予我们以热情地、亲切地、具体地、深入地关怀与指导，不但使我至今不忘，也会使我终生不忘。关于曹禺师的为人处事，以前似乎听到了许多，甚至是有很不一致的，矛盾的地方。比如，有人说他“太会做人了。”也有人说他“做人很真诚。”现在读过他的日记，这倒是应该统一起来了。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太会做人了”，但是本质上看，他确乎是“做人很真诚”。 无庸讳言，曹禺师由于出身、教育、经历、性格，以及他们那一代作家的职业影响，使得他一生都有些怕事，怕得罪人，所以常常是随声附和，甚至是夸张地随声附和。也许这是他“太听话了”的根本原因所在，更是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做到从心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根本原因所在。而这里还要着重提到的是，他同样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不甘于此的人，努力挣扎的人，请看在日记里他多次对于自己在公开场合的言行，是十分不满意的，甚至要痛骂自己一顿。同时，只有在日记里，才能说出许许多多的真心话：“我确实感到自己想写什么，便写什么！不能有东西箍着我的头，什么思想，什么条条框框妨碍我的笔。‘自由’当然不能绝对，但写作时必须自由，任自己按自己已有的观点、思维、感情——爱的、憎的、纯挚的情感去写！不然，我将憋死！” 万分遗憾，从1949年曹禺师刚刚才39岁，到1996年他86岁，整整47年，这正是他有着厚实的生活经历，深刻的思想修养，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之黄金阶段，却仅仅写出了两部半戏——《明朗的天》、《胆剑篇》(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和《王昭君》。而且，他在晚年日思夜想的《桥》最后竟然也没有续写成，成为他一个终生没有圆成的最后的梦。“我连信都写不出，写文章就更难了！”这是他在多年煎熬当中，发自内心的痛苦呐喊。我们仿佛真的看见了“他用尖刀扎进自己的心窝，流着血！”那么，再追问一下，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大约这里挤满了搞运动、开会议、做交代、去劳动，以及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情愿和不情愿的应酬式公务。这样做到底于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呢？恐怕主要的是极度浪费了时间，极度浪费和践踏了人——戏剧大师——的无可挽回的昂贵生命。 记得，作家钱谷融说过：“许多老作家解放以后的成绩都不如解放前，这并不只是曹禺一个人为然，不过在他身上表现的更加明显而已。像曹禺这样一些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他们之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尽修其长，是我们民族国家的重大损失。” 最后，我想引用曹禺师的一席话和一首诗，为这样一部人间悲剧画上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吧。 曹禺师说—— “最近从报纸上看到袁伟民对运动员讲的一段话，他说——‘不要被金牌的压力卡住，心里有东西坠着，跑也跑不快。要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这很有启发。我就是总有东西坠在心里，心里坠着东西就写不出来。鲁迅说，他写的是‘遵命文学’，他是遵真理之命，而不是哪一个领导人。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写了几个，有的也没写出来，像河北省的抗洪斗争，像私营工商业改造，都搜集了不少材料，没有写出来。现在岁数大了，更写不出来了。我77岁了，后悔读书读得杂，读得乱，好像没有读透过一本书。解放后，总是搞运动，从批判《武训传》开始，运动没有中断过。虽然，我没当上右派，但也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动了。做人真难啊！你知道《王佐断臂》的故事吧！戏曲里是有的。陆文龙好厉害啊，是金兀术的义子，把岳飞弄得都感到头痛。是王佐断臂，跑到金营，找到陆文龙的奶妈，感动了奶妈，把陆文龙的真实遭遇点明白了，这样才使陆文龙认清金兀术，他终于明白了。王佐说——‘你也明白了，我也残废了。’这个故事还是挺耐人寻思的。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太多太多了。” 曹禺师写的诗—— “雷从峡谷里滚响，莽原的每一棵草在哆嗦／我听见风吼，黑云从乌暗的天空／猛压在头顶／从云里垂下来一些粘糊糊的／那是龙吐出的长舌，那是龙的尾巴／像无数的钩钩住我的眼睛、心、耳和我的手／地上喷出火／我的全身在燃烧／洪水泛滥，暴雨像尖锥锥透我的背／我向天高吼：‘来！再狠狠地折磨我’／大地颤抖，高楼、石头、水泥塌下来，掩埋了我全身／土塞住了我的喉咙／我向天高喊：‘来吧，我不怕，你压不倒我／你不是龙，连一条蛇都不配／吓不倒我’／我看见了太阳，圆圆的火球从地平线上升起／我是人，不死的人／阳光下有世界，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我站起来了／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人” 当我要就此打住的时候，突然想到——曹禺师后半生最大的痛苦究竟是什么呢？大约就是不能说出真心话来吧。他在写作里不能说，在生活里同样不能说。如同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一样，戴着解脱不掉的“套子”终其一生，真是悲到了极点，也惨到了极点。有位哲人说过：“我有了言论自由，才可以把我的思想贡献给人群，这是人向社会的应该负的责任。”被剥夺或作践了说真心话的权利，就等于被剥夺或作践了做人的权利！（梁秉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