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将残勇赋春风”(上) ——戏剧大师曹禺的真实晚年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19:43 点击：

青年时代的曹禺先生   
青年时代的曹禺先生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曹禺师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个春夏秋冬了。他曾经说过：“我要死在前面，让痛苦留给你们！”是的，他的离开把痛苦留了下来，然而让我们除去痛苦的思念以外，更还有痛苦的思索，刻骨铭心的、无法回避的思索。   　　记得，十年以前的冬日，巴金先生写了一副挽联，悬挂在八宝山殡仪馆追悼会的大厅里——“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巴老说：“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肚里。”是这样的，曹禺师离开我们以后，首先继续活在他的亲人、朋友和学生的心中。进入2006年以来，我一直在想着：我们应该怎样更好的纪念这位曾被赞誉为“摄魂者”和“中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呢？难道就是几句歌颂赞美的套话吗？或是几句照章办事的虚话？以及只是几句不关痛痒的空话？……恐怕都不是的，都不应该是的。cDn-WWW.2586.WanG而是应该通过曹禺师的个人现象，来全面地、认真地、深入地思索一下，在他们那一代作家、艺术家身上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沉重的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寻找历史原因——解释世界的本性，本是人类不可更改的愿望。也许，只有如此才能更有利于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正确、健康发展。如果这样做了，那么曹禺师也一定会含笑于九泉的。   　　我的这个想法并非是没有缘由的。近日，我有幸读到了曹禺师1981年写下的全年日记，据夫人李玉茹大姐说：“整整一年流水账式却详尽的日记，这在曹禺来说，也是难得的资料。”“通过它能看到曹禺几十年来，忙忙碌碌、实实在在地做了许许多多，他不善长、不熟悉，而是竭尽全力去做的工作。”“曹禺是个闲不住、管不住自己的人，巴金先生说他‘好热闹’。确实，有许多事是他愿意做，喜欢参加的。做了这些事，他的内心，又充满了矛盾、痛苦、悔恨，等等等等。”“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异常敏锐，比任何人看得都透彻，甚至过火。大约他是艺术家、诗人，极易夸张、偏激。然而，他的勇气是惊人的，敢于剖析自己，我仿佛看见他用尖刀扎进自己的心窝，流着血。”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部难能可贵的日记，使我们可以比较深入地走进曹禺师的灵魂，探索一些原来模糊的、不可知的东西，从而对他的真实命运，主要是真实晚年，有了进一步的、亲切的了解、谅解和理解。甚至，从这里可以得出我们并不愿意看到，又无法抗拒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结论。从一定意义上看，这份日记是曹禺师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天地，新思想，新行动。但是，历史多次反复证明——新的并不一定都是完全好的！   　　1949年百花盛开、大地复苏的春天里，曹禺师远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回到了祖国和阔别15年的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他欢欣鼓舞、生机勃勃的心情是可以想见得到的，当时这些集中表现为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发言上。他说：“我是生平第一次，大概也是与会代表第一次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伟大的文艺盛会，是一种从来没有的大团结，是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聚会。”“我还没有经历过像共产党这样重视和关心文艺工作，给文艺工作者以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荣誉。现在，可是千头万绪，百废待举啊！新中国还未成立，党就先把全国文艺工作者请到北平来聚会。”接下来，曹禺师又热情高万丈地奔赴安徽参加了土地改革，还跑到治理淮河的工地上，与农民、工人一起生活和劳动，接受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很自然的产生了一种自责心理，而且越来越重。可能在从国统区来的作家里，他是第一个反省自我的人，而且是没有外界压力，不用外界任何敦促，主动地、积极地、认真地对自己的旧作进行了彻底批判。首当其冲的就是他23岁上清华大学时，写出的成名作《雷雨》。他鲜明而又沉痛地提出——要把自己过去所有的作品，都放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下，彻底照一照，从而挖出创作思想上的脓疮。”甚至，他为“过去没有能够写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典型人物”而愧疚万分，无地自容。他在一篇名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文章中，写道：“过去是以个人的好恶，主观臆断对现实下注解，作解释工作。……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而贸然以所谓‘正义感’当作自己的思想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甚至，还对《雷雨》作了全盘的否定：“我把一些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道，串上我从书本上得来的命运观念，于是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了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剧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观点，它模糊了周仆园所代表的阶级的必然灭亡。”同时，也给自己下了这样的结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两个字的含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我完全跳不出我的阶级圈子，我写工人(指鲁大海——引者)像我自己，可怕的失败，僵硬，不真实。”他认为“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检查才能开始进步，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写工农兵，其结果必定是不伦不类，你变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那么，他的实际行动是什么呢？拿《雷雨》开刀，进行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首先，把鲁侍萍改成一位敢于反抗压迫者的残暴，具有坚强斗争精神的妇女形象；其次，把全剧的结尾改成了——周萍作为资产阶级的大少爷，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不必自杀了。四凤是个受压迫的年轻女子，很值得同情，更是不必寻短见了。……历史有时候是很会开玩笑的。曹禺师这次面目全非的修改，竟然是以1937年周扬的一篇具有“马列主义权威”意见的文章，作为指导思想来进行的。尽管，这样做是十分盲目的，和并不太情愿的。现在看来，这一切似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1949年以后，文学艺术界以至全社会，都在以批判为支点，开启了泛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人都是难以超脱的。后来，一直等到1954年，刘少奇看了老本的《雷雨》以后，高度评价为其“深刻，深刻，很深刻”时，曹禺师的心里才稍稍地安稳下来。   　　情愿中的不情愿，不情愿中的情愿。时间长了以后，这一切居然变为可怕的习惯成自然。   　　1954年，曹禺师急不可待地开始了《明朗的天》的创作。   　　1953年的秋天，在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身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主持人，周扬要曹禺师作个发言。然而，他几年来一直没有动笔，实在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由于周扬的坚持，他只能顺从地讲了这些话：“同志们，在走上这个讲台以前，我想过，我用什么来和我的朋友、我的前辈、我的领导见面呢？四年来，在创作上我没有写出一样东西。我的祖国在前进，人民生活同政治觉悟都是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提高、丰富、活跃。四年来，我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我经过土地改革、文艺整风、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但是我还没有写出一点东西。应该说，我是一个没有完成任务的人。同志们，祖国的建设像海水一样的渊深，无论哪一条战线都出现了很多英雄，在这种时刻，一个人如若不能完成任务，他是多么突出，多么不光彩。”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曹禺师无法拒绝地接受了领导上交下来的任务，即创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题材的剧本《明朗的天》。开始他以为这是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题材，可以按照以往的习惯来写戏，首先在脑子里出现的是一两个人物，一两个场面，一两个情节，甚至是一两句台词，然后再逐步地形成整个结构章法、故事脉络和主要想告诉观众的内涵。可是，动起手来发现这次大不一样了，题材是事先规定好的，主题也是事先规定好的，编剧只不过是根据这些意图和要求，去选择人物，设计情节，编写台词而已。老实说，他是用了心，出了力的。他先拿出三个月的时间，到协和医学院参加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他广泛地与教授、专家、学者交朋友，满满记下了20多个小本子素材，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已经达到了心理疲惫的程度。然而，他写得很累很苦很难，有一种生疏难懂感和力不从心感随之而来。虽然，演出时连续三个月观众爆满，还在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中获得了创作一等奖。事后，曹禺师说：“我写《明朗的天》时觉得很难写，很吃力。你要知道，当时我也是‘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喽。那么，我写别的知识分子怎么改造好了，实在是琢磨不透彻。有人说凌士湘和尤晓峰(剧中主要和重要的人物——引者)的思想转变都没有写好，写得不深刻。你想，连我自己都没有体验过这样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要想写得深刻，那怎么能行呢！……尽管当时我很吃力，但仍然是很想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硬着头皮去写的，现在看来，是相当被动的，我那时也说不清楚是怎样一种味道。总之，是没有琢磨出道道来，对这个戏还没有琢磨很透彻。”   　　曹禺师在写过《明朗的天》以后，又不止一次动了执笔创作的念头，但是一个戏都没有写成。连当时最为保守的创作计划——一年只写一个戏，也没有能够实现。   　　与此同时，曹禺师对于兼职过多的灾难，也是既很不适应，又很适应。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始，到全国作家协会、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以及各种学会、协会都要挂上一个负责人的头衔。记得，他还是“中国蒙古友好协会”的会长。于是，有时忙一天下来连会都开不齐，也开不完。另外，还有会见、宴请、看戏、座谈、合影、签名、送往、迎来，等等，有时一天可以跑上几次机场。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曹禺师在外边是和颜悦色，忙于应酬；回家以后又要骂自己过于听话。似乎有些事情不能不做，不敢不做，也不愿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习惯做那些本来不必去做的事情。无疑，对于专业作家来说，这也是一场无法逃脱的灾难，一个可以致命的大敌。 
   
《雷雨》剧照        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他心情欢畅，要拿起笔写自己想写的东西，然而生活仍然那么不可思议。   　　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正式发出文件，宣布给曹禺师平反落实政策。这时，他含着泪水微笑着说：“我相信，我已经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   　　1986年，曹禺师写过一篇《应该记住》的文章，记述当时的一些情景——   　　“十年前的一天，我的小女儿(万欢——引者)很晚回到家里。   　　她一进门，径直走到我的床前。她的脸因为激动而变得异样，目光闪闪，声音也有些颤抖，她说：‘爸爸，咱们有救啦！’她告诉我‘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   　　我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这不是真的，还怕很多很多……我记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个窗口，整座整座的楼都亮着灯，就像过年时一样。我走着，然而感到难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觉得我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人生，历史，中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时都化成了一个字眼，我的声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没出声，我喊道：‘天哪！’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   　　后来，我又听到第二个、第三个人告诉我。虽然仍然是关着门，压低了声音才敢说的，可是我终于已经有了相信的勇气和力量。”   　　也就是在1978年3月的一天，在八宝山公墓里举行老舍平反追悼会。曹禺师的身体仍旧很虚弱，并且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然而，他依然来参加了。追悼会还没有开始，他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会场。他走进门以后，一声不吭，便径直来到遗像前面，旁若无人地向着老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站在了一旁；等到追悼会结束以后，吊唁的人陆续向外走着，他也跟上去，走出会场不久，又突然转了回来，再次向着老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谁也想不到的是，他第二次出去并没有走远，当胡絜青、舒乙等亲属捧着遗像走出来时，他硬是拦住了去路，第三次向着老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众所周知，40年代，曹禺师和老舍一起在美国进行文化的交流访问，交往很深。解放以后，又是他把老舍叫回国来参加文化建设。“文革”中老舍含恨投下太平湖以后，他肝肠欲断，悲痛欲绝。这里，鞠下深深的九个躬不正是表达了他那由衷的痛惜、歉疚和愤慨吗？   　　美籍华裔学者赵浩生采访曹禺师时，记下了这样一段惊心动魄又引人深思的话——   　　“(他们说我的罪状是)反动呀！反动文人，反动权威，30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多年轻人……真难说，我们写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们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大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要厉害啊！”   　　我以为，人性的本质在于尊严，而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灵魂。由于有了灵魂，人才比所有其它种种生物都要高尚得多，珍贵得多，神圣的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只要有了灵魂就可以控制和指挥整个宇宙，然而反之也就连人自己都能丢失掉。曹禺师是一位敢于又善于在戏剧舞台上“摄魂”的大艺术家，如今他竟然被别人“摄魂”，而且是采用了最原始、最野蛮、最粗暴、最荒谬和任意蹂躏人格、人权的方法。对此，他怎么能不感到，要比失去自己生命更加可怕、更加悲痛和更加不能容忍呢？而一当重新找回了灵魂以后，他又怎么能不格外地为之欢欣鼓舞，意气风发呢？   　　正是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下，曹禺师就戏剧文学问题，发表了他多年从来没有过的、非常有见地的、完全符合艺术规律的重要美学观点——   　　“我刚读过《文艺报》上发表的孙犁同志的《文学和生活的路》，谈得很深刻，他那么解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是非常合理的。当前，我感到有个极大的问题，无论写戏，写小说，写什么东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并不反对，但是，怎样体现这种思想性，这就是个问题。现在一出戏，有个官僚主义者，另外必有几个正面人物是代表正确思想的，于是按两种思想写成两种人物，形成两种思想斗争，这样写成一部剧。当然不是那么拙笨的，也有曲折，也有故事，但是，终究避免不了这么一个套子。这种戏需要不需要呢？当然也需要，这就是社会问题剧，针对当前社会上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写出来的，看这些戏也是让人激动的，觉得讲得有道理。过去只敢写生产小队长、大队长的毛病，现在思想放开了，甚至连老干部都敢写出他的问题来。但是，我觉得这样写下去，是很令人担忧的，这是一条很狭窄的路。如果把文学搞成政治需要什么就表现什么，该解决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比如《权与法》，这部戏，即使全国都上演了，是不是《权与法》的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再搞特权了，这很难说的。为什么说这样写的路子是狭窄的呢？你们看所有大作家的好作品，都不是被一个问题限制住，不是被一个问题箍住了，他们把整个社会都看过想过了，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范围比较开阔，也比较深入，这些作品的思想性，不是按照作家规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写出让人思、令人想的作品，让你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远很远，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甚至思索人类。《红楼梦》、《水浒》没有鲜明地提到某一个社会问题，却把整个社会反映出来了。《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多夫》也是这样。看见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看见什么人物，就写什么人物，不是真正从自己感情世界中感动过的，就拿来写，这样的戏写出来，也许可以感动一时，但不能感动永久。我是不赞成这样一种写法的，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学艺术太讲究‘用’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创作世界性的作品？这是颇令人深思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在我们看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它却有世界性。我们总是写那些‘合槽’的东西，‘合’一定政治概念之‘槽’，‘合’一定哲学概念之‘槽’，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一定有什么预先规定的主题。我以为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道路和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应该一片一望无际、繁花丛生的大地，碧绿碧绿的草原，一派生机，天地广阔。我真是盼望有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问世啊！”   　　据我所知，在这个时期曹禺师的许多发言与文章中，都非常强调作者的天职是写人，是写人的价值，是写人的尊严，是写人的力量，是探索人的灵魂之深。总之，是对人的发现和认识。他在《莎士比亚研究》的发刊词，和《作莎士比亚的知音》里说：“有史以来，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学巨人教给人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使人类永远又惊又喜的巨人。”“戏剧的世界是多么广阔、辽远而悠久！可交流的知识与文化，尤其是对人的认识，表现得多么美丽，多么翔实，又多么透彻啊！如果从古希腊到现在，把这几千年来的戏剧大师从坟墓中唤醒，请这些对人有深沉见解的人们，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戏剧大家，到中国的上海来，喝上几杯茅台，让他们互相认识中外古今的同行，谈谈梦一般的思想，诗一般的感情，把心中还没有说尽的话对面讲，沟通沟通，那会是多么伟大又不可想象的盛会啊！”   　　同时，在恢复了名誉和地位以后，各种社会活动又重新扑面而来，并且较前更丰富，更繁杂，更猛烈。为此，曹禺师也隐约感到生活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预料性。他在1981年2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我立志要从71岁起写作20年，到91岁搁笔。要锻炼身体，收集材料，有秩序，有写作时间。放弃社会活动，多看书，记录有用的语言。改变生活习惯。”（梁秉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