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法》：一出未过时的时代剧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19:45 点击：

　　邢益勋今年71岁了，却仍然精神矍铄，在采访开始前，他告诉我们，他之前是拒绝与记者讨论《权与法》这个戏的。几年前，当时在上海戏剧学院比他高一届的一个学长找到他，想约他到电视台聊聊这个戏，他不去，因为“没有用”。“我当年的理想主义，如今已经彻底被现实变成悲观主义了。”他感叹道。   　　《权与法》作为建国30周年献礼剧目，上演于1979年9月，首演即引起了巨大轰动。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批探索剧目中，它是唯一一个探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问题的话剧。故事描述了某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副书记之间的一场斗争，后者倚仗自己在革命中立下的战功和与前者的亲戚关系，贪污救灾款，威胁检举他的群众，玩弄手中权力，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被正义制服。“到底是权大还是法大？我们国家到底还有没有王法？我们反思‘文革’，10年动乱最重要的表现不就是无法无天吗？这就是我们创作这出戏的初衷。”邢益勋回忆道。   　　剧本当时一共改了5稿，标题也一变再变，最后才定为《权与法》。邢益勋说，剧名一出来，他当时所在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上下下都不同意，认为“这不是一出文艺戏的名字，而是社论、政论的题目”。他却很坚持：“我就是要这个名字，要直奔主题、一针见血地做社会发言。以权代法，这就是‘文革’本质层面上的问题。”   　　“此外，我写这个角度，也是出于我的亲身经历。CDN-wWw.2586.WaNG那时候我是一腔理想主义，特别看不惯那些不正之风。我出身‘红五类’，说话可以不用那么有所忌惮。‘文革’压抑了整整10年，终于结束了，一下子觉得共和国有希望了。写这个戏的时候，我35岁，用今天的话讲是正当年。‘文革’开始前，我刚刚大学毕业，23岁，去农村做了两个戏回来，‘文革’开始。那时我住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以下简称“青艺”）的东单宿舍，挨着东长安街，天安门广场走着就去了，亲眼目睹了整整10年的政治风云，那也是我记忆力最好、感受力最强的10年。”邢益勋回忆。这些感受和呼号最终被他编织进了这个戏中。戏里有个角色，叫罗丹华，是正义一方市委书记罗放的女儿，就是邢益勋对自我形象的投射。“为了避嫌，我就把性别从男改到女，但是剧院的人都知道，罗丹华就是我。”戏的末尾台词明确地提出：“我们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每次演到这里，观众都长时间地鼓掌，有的人还站起来大声说：‘说得好！’”   　　为了排演这个戏，青艺组织了当时最强的演员班底。剧中共10个角色，其中公安局万局长的角色最单薄，青艺就派出了表演功底最深厚、后来获得金鸡奖男主角的冯汉元来演这个人物，目的就是为了“人保戏”。当时扮演罗丹华一角的青艺演员张玄还清楚地记得，排练时整个剧组多么的群情激奋、沉浸其中。“这一方面是当时斯坦尼体系严格训练出来的结果，要求演员全身心的投入角色，另外一方面也是剧本触发了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的真情实感。30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我和剧中另外两个年轻人在戏中谈人生，谈理想，发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在最后一幕高潮的时候，导演说，这是全剧的华彩乐章，在市委书记字字铿锵、义正词严的批判那种权高于法的歪风邪气时，他安排一段《少先队之歌》的旋律响起，提醒人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顿时，场上场下的人都达到了情感的沸点，一种冲动和爆炸感凝结在空气中。每次这个戏演完，我们都要谢幕好多次。大概是因为这个戏真正触动了时代的脉搏。”张玄说。   　　邢益勋说，在《权与法》演出时，排队买票的人能从位于东单三条的老青艺剧场一直排到东单菜市场门口，大家传诵道：“西单有个‘民主墙’，东单有个《权与法》。”《剧本》月刊当时立刻临时调整版面，在1979年10月号上全文刊发了剧本。因为北京一个剧场的演出供不应求，“青艺”后来又组织了一个剧组，到全国各地去巡演。此外，各省市话剧团和部队文工团也根据剧本，自己排演《权与法》。一时间，全国上下都在议论这部戏，连香港媒体也注意到了，称之为“轰动大陆的反特权作品《权与法》”。邢益勋说，剧组收到了雪片般的观众来信，有表扬的，有提意见的，更多的是表达观戏后的激动与共鸣。有的人写道：“我的掌声虽然可能不算最响的，但手都鼓疼了，我的这种感情是和大多数观众的感情完全一致的。”随后，《权与法》的剧本出了单行本，并且还以英文版和法文版在海外发行，邢益勋还收到过外国读者的来信。西安电影制片厂与“青艺”接洽，开始着手改编《权与法》的电影。然而，由于1983年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权与法》的电影改编中止了，话剧演了500多场以后，也结束了演出。生于海南的邢益勋回到南方，到广东、深圳等地区走家串户，开始了别的题材的创作。“我没有想到的是，80年代过去得那么快，而《权与法》提出的问题，竟然一直也没有得到解决。”   　　直到1992年，《权与法》停演10年后，还不断有人告诉邢益勋，他们很怀念这个戏。“当时我在党校学习，集体去某个法院参观，当介绍到我是《权与法》的作者时，法院院长一下子很激动，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写个《权与法》三部曲呢？我们现在很需要这样的戏。他给我讲自己碰到的案例，有一个案子印象非常深刻——原告和被告都找来一个高级干部为自己撑腰，院长不知道该怎么判，于是就把双方都找来说：‘你们各自都拿着最有权力的批条，我没办法判，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吧。’”   　　“30多年之后，没想到的是，权大于法，还越搞越大，以权代法越来越严重。”邢益勋说，“更加讽刺的是，当年戏里还会写，人民群众给《人民日报》写检举信，群众来信构成了正义一方战胜贪赃枉法一方的决定性依据。如今，我们是再也见不到这样的群众来信了。我们30年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今反而更严重了。从这个角度说，《权与法》这样主题的戏，是迫切需要大力张扬的。”   　　对当今话剧的创作，邢益勋也是极不满意的。“1979年，我写这个戏的时候，邓小平在第四届文代会上重申了新的文艺方针，把‘文艺为政治服务’改成‘文艺为人民服务’，提出文艺创作是个人的事情，要尊重创作者的自由，不能横加干涉。然而，现在，话剧又回到了为政治服务，在重重束缚之下，创作者只能逃避现实，脱离现实，捏造一些不真实、不符合人性的东西。我感到哭笑不得。”   　　邢益勋说，在《权与法》演得最红火的时候，曾经有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批评说这不过是一个“社会问题剧”，在历史上留不下印痕。邢益勋说，他自己并不在乎：“我觉得，如果一部戏能够指出一个社会问题，并且促成这个问题的改进，那我作为编剧也算是尽到了最本分的社会责任。而现在，我特别希望他们说的是真的，我希望这个戏能够尽快过时。”（石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