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系列报道：对话《知己》编剧郭启宏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20:23 点击：
人艺新剧《知己》编剧说 郭启宏： 我觉得戏剧终归会走向一条高尚的道路，这是主流。 郭启宏是当代中国戏剧创作公认最有实力的编剧之一。作为戏曲史学评论名家王季思的得意门生，郭启宏从事创作50余年，无论是才情和学识都在业内备受称赞，曹禺就曾经用杜甫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赠之。 对于上海观众而言，最熟悉的郭启宏的作品莫过于上海昆剧团1995年创作的《司马相如》，这部作品也有着郭启宏典型的风格——充满思辨的历史文人题材以及横扫当下的词曲功夫。而这一次，在人艺来沪演出的剧目中，郭启宏的作品是前后酝酿30年之久的历史剧《知己》，这是一部呕心沥血的文人戏，其文采辞藻之华丽，在北京演出时曾让人叹为观止。该剧导演任鸣说，这是郭启宏在《李白》之后的又一个高峰，也是30年一遇的好剧本。 除了编剧，郭启宏也有过很多身份，诸如中国评剧院、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北京剧协主席等。而现在，他最重要的身份之一就是人艺一级编剧。在人艺排演过的郭启宏剧本里，包括至今仍然上演的《李白》，以及《男人的自白》、《天之骄子》、《小镇恶人》等。cDN-WWw.2586.WanG 很多人都说，郭启宏有文人的狷狂，而采访郭启宏时，觉得他笔下的李白、司马相如，未尝没有他自己的影子——爱憎分明，喜怒形色，不管是自喜还是批评，都直抒胸臆不假掩饰。 听说《知己》在人艺的5台剧目中相对遇冷，郭启宏神色间颇有些不屑和不平：“我看见有人说这戏水土不服，我很不同意。上海人不应该是这样的，在北京演时有这么多观众，去年在重庆的中国戏剧节上甚至比在北京还火爆，到了上海为什么就没有观众？主要是观众买票的时候不知道戏什么样。上海，应该是一个有文化的上海。要是这样的戏没观众，那就是这个城市没文化。” 创作时实践曹禺的“必演景” 东方早报：听说你这次的《知己》酝酿了整整30年？ 郭启宏：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我在“文革”时读到顾贞观的《金缕曲》，当时到了看词掉泪的程度。那时我哥哥被打成“右派”迫害致死，我就想要把这个东西做成戏。这中间，主题有了好几次变化。起初想写友情，但觉得这个友情如果没有社会内容依托就没有含量。于是又否定了这个主题。后来又想写人才，从“为了国家拯救人才”的角度写，结果又觉得自己也是赶时髦，没意思，又搁笔了。后来到了1990年代某日，偶然听知一熟人讲起在监狱的一段经历，于是花了整整十天废寝忘食地写出了《知己》初稿。那时候写出来自然不能上演，又过了10年，无意中拿出来给人艺的导演任鸣看，他看了之后说有“大感动”，是个“伟大的剧本”，于是就排出了这部戏。可以说，这是一部真正的血泪之作，现在想起来依然心酸。 东方早报：你在研讨会上还说这部戏的创作也是和曹禺的一次隔空对话？ 郭启宏：曹禺是人艺老院长，他的戏剧理论对我写作上有很大影响。2006年我访美期间，赵韫如老师提到了曹禺先生说过的“必演景”。赵老师说对其的定义已经忘记，只记得曹禺先生说的大意：作家创作之初必有一个场景或清晰或模糊地存在于脑海里，人物、事件、情节的发展最终一定导致这个场景的出现，这场景就是“必演景”。我第一次听到必演景的戏剧主张，便十二分地兴奋。 我想到自己的剧作，在写作《知己》的时候就有类似的感知，于是有了与心目中的偶像穿越时空从容对话的机会。当时我的《知己》已脱稿十来年了，我蓦然想起剧中吴兆骞的变化、顾贞观的出走，这不就是曹禺先生所说的必演景么？我惨淡经营二三十年，结构多次颠覆，易稿无数，只有在获得这个必演景之后才真正动笔。这最后一稿的修改也正是对曹禺必演景戏剧主张的一次自觉的实践。因此我真的要感谢伟大的曹禺。 东方早报：最后《知己》在舞台上呈现的效果你还满意么？ 郭启宏：看这个戏还是很感动的。我尤其欣赏冯远征的表演，他真的是功力好。他不是本色派的演员，而是一个体验派的演员。我有个推测，这次来上海，第一场也许不会那么热闹，但起码很多人看了会说好，会推荐别人来看。 用写作呼唤自省自觉精神 东方早报：你的历史剧比较多，是不是比较偏爱这个？ 郭启宏：其实不算太偏爱。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剧和现代剧其实是一样的，关键看你用什么观念来写这些事情。我比较喜欢历史题材是因为它相对自由，框框少。 东方早报：那你是不是比较偏爱写文人戏？ 郭启宏：这个可以说是偏爱。我觉得现在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戏剧作品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于是之当年就说应该多写写知识分子。我这个人确实有这个文人情结。因为我的出身、师承关系、朋友圈，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圈子活动。我希望通过写作呼唤起一种自省自觉的精神。我也在剧本里批判他们，不是一味地夸奖。 东方早报：那你也会在剧本里批判自己？ 郭启宏：不批判自己、不自省地展示自己，写出来的都是假东西。文艺有很多作用，但我觉得第一层次是批判，如果是歌功颂德，就没有存在必要，古代有多少歌功颂德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文学深层的意义就是要有自省意识，这个非常重要。你看《李白》写完后20年还能再演，我就是希望我的剧本能说点有内涵的话，有所思考。 东方早报：像《知己》这样的戏，因为题材和文辞，会有人觉得“曲高和寡”。是不是有人会觉得你的剧本太深刻、太高雅、太小众？ 郭启宏：小学生看不懂我的戏，那不是我的责任，因为我不为他们服务。看不懂李后主的词却走进剧场，是你要向我高攀，而不是我要向你低就。我不是为所有人写戏，也不指望所有人接受我的戏剧。写剧本的目的不是迎合，而是创作。我对那些什么搞笑戏说的戏深恶痛绝。我觉得那是没本事，不能正说，只能戏说，掩盖自己没有知识。 深刻的东西要写成戏剧 东方早报：你之前在北方昆曲剧院当领导，写戏曲，为什么又来人艺当编剧？ 郭启宏：呵呵，那时候干不下去了呗。我最早写戏曲，后来也写话剧，但就爱好来说，我最喜欢昆曲。我觉得戏曲应该是形式美，不美就没得看，为了形式美，就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所以如果是深刻一点的东西就写话剧，感觉适合戏曲就写成戏曲。昆曲、评剧、梆子、京剧我都写过，但写评剧有些东西发挥不了，它的唱词比较直白。我写剧本比较随性，一般酝酿的时间会比较长。 东方早报：你写剧本似乎并不都是因为约稿，好像很多都没有排出来？ 郭启宏：我写过七八十部剧本，有一半没排。我也想排来着，可是要是排出来不合你的心意，要修改，我宁可不排。戏剧界有这个毛病，他如果求着你写剧本，那么一切都好办。你要是求着他把剧本排出来，那么一切就难办。我有兴趣的题材，别人不一定有兴趣，我懒得去求人，也不会随意改动，宁可放在抽屉里。反正不排就是了。 东方早报：和人艺合作，是不是会相对顺畅些？ 郭启宏：相对来说，人艺还是比较好的，但和老人艺还是不能比。那时候对剧本质量是很苛刻的，要上一个剧本不那么容易。 东方早报：所以你也不想写电视剧？ 郭启宏：我写过影视剧，但不符合我的心意。剧本到底是编剧说了算，还是领导说了算，或者给钱的人说了算？要是得按照别人的意思办，那我不干。一般我的剧本要排演，改动都很少，要改动也要和我商量，不过像我这样的编剧不太多。 东方早报：你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戏剧有什么感想？ 郭启宏：我觉得戏剧终归会走向一条高尚的道路，这是主流，你看看美国，每年奥斯卡奖不也还是给一些比较严肃的东西。市场化之后，确实会淡化消解一些文化的东西，但顶多一时，绝不会是主流。现在这个社会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一窝蜂奔着庸俗去，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