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林奕华：如何“毁”《三国》？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26:58 点击：
《三国》剧照
他是第一位用“同志”称呼同性恋的人，他是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得主。台湾文学评论家杨照说：“正因为林奕华要把《三国》毁了，大家才一定要去看。”在林的《三国》里，张飞跳着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上场，孙权像个富二代。这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话剧，如何“毁”了《三国》？ 对林奕华的评价一直两极分化。青睐者奉若神明，不屑者嗤之以鼻。但他的作品注定是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思辨、时代精神以及舞台上视听与想象的空间感是林奕华最经典的标签。 导演林奕华三步并作两步跑过上海文化广场长长的后台，冲上舞台，朝《三国》的演员们深深鞠下一躬。 9月6日是这出话剧在上海的首演，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演出里有观众半途离场，但留下来的人们此时给出了最热烈的掌声——台上的演员中没有大明星，但有他们认识的林奕华。 这个清清瘦瘦的香港导演戴圆框眼镜，留着齐耳发。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也有活力得多——从1980年代开始从事戏剧至今，他已有50多部舞台作品问世。 人们对林奕华的普遍印象是：“同志”一词最早的提出者，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得主(关锦鹏导演的电影《红玫瑰白玫瑰》)。CDn-www.2586.WAnG不过，近几年来，作为一个高产的创作者，林奕华已经让自己戏剧导演的身份深入人心。从《半生缘》《包法利夫人们》到《贾宝玉》《三国》，他几乎保持年均推出一部新话剧的效率。
提到林奕华的作品，人们便会想到都市、前卫、文艺青年、反思现实以及寻找和挖掘自我。经过20多年的积累，林奕华的“非常林奕华”已经与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林怀民的“云门舞集”类似，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品牌。但跟进入内地的港台话剧团有所不同，林奕华的戏剧一直保持着鲜明的先锋色彩。他得到的评价两极分化，喜欢的人奉若神明，厌恶的人直斥其太噱头、太浮夸。 他的新作品《三国》仍然不是一台常规写实戏——它没有权力、谋略与战争，却有3位老师、13位女学生、12堂关于《三国》的历史课，以及一个思考命题“什么是成功”。 《三国》文学顾问、台湾文学评论家杨照说，在某些人眼里，林奕华毁了《三国》。“正因为他要把《三国》给毁了，大家才一定要去看。” 的确，照这样的思路，林奕华一直在探索如何“毁掉”文学名著，并且他还会一直“毁”下去。
“他给你的是干货” 《三国》演出接近尾声，穿白衣的“华佗”和身穿黑衣的“曹操”站在舞台上掰手腕，害怕输掉比拼的曹操用左手死死抓住桌子。 在林奕华的设计中，三国里的“斩华佗”成了这样一幕“内心角力”。华佗被处理成为曹操的另一个人格，而曹操的头痛即是他对自己内心的恐惧。 “人有时候会把自己外在化，假装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去看待自己、让他帮自己决定怎么做选择，”林奕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他们很多时候即使跳出去，也看不到环境、只看得到自我，变成了自恋。我的戏剧就是想把这个‘环境’补回来。” 人们很容易把来自香港、写过TVB电视剧本的林奕华想象成为香港通俗文化的代表，但他的戏剧作品其实与人们熟悉的港味文化相距甚远。 《三国》是一出典型的林奕华式舞台剧。与大多数戏剧重视语言不同，林奕华在意于开发观众的想象——观众看着一个场景、听着一段对白，想的却是另一个东西。这就是林奕华剧场的“3D”逻辑。 所以，《三国》显然不是为那些想看传统故事的观众准备的。他很清楚，舞台剧当然不能按照电影、电视剧的思路做，因为舞台不是一个能完全重现古代战场的地方，更因为“写实主义的戏已经是历史的东西”。林奕华走的路子正好相反：不是重返过去，而是读到三国人物身上的“基因图谱”，并提出问题：如果他们活到将来，会遇到什么情况? 于是，曹操刘备诸葛亮都变成了现在的年轻人。张飞跳着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上场，孙权像个富二代，汉献帝则类似如今的一些男人——有男人的身体，但很多时候无法发挥男人的作用。 话剧看起来古怪，但里面都有一个或数个关乎当下的议题。
或许可以说，林奕华的议题和想表达的东西有些太多了：整出戏都有关于“被拒绝”的主题(这也是林奕华以往很多戏都表达的主题)，主角们从而怀疑自己的价值，痛苦不已;历史课堂里全是女学生，因为现代社会里女性扮演的角色跟以前大有不同;代表“历史”的男人一开始像一个外围旁观者，但他的情绪似乎又没离开过舞台——象征着曾经的历史主角已经退到了一旁;而曹操、孙权和刘备三个角色则分别代表了弗洛伊德人格结构里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曹操像一个丝毫不顾虑别人想法、完全按自己欲望行事的小孩子;刘备则希望自己能服务到所有人。林奕华想表达，现在这个时代里，又有谁不处于三个“我”的捆绑当中呢? 面对这样的一出戏，观众会应接不暇，甚至有些累。基本上，他每出戏的时长都在三小时以上，几乎每一个情节都希望引导观众思考一点什么，节奏快密度大。他想尽各种丰富的手段——有时候近乎教化——让观众接受到他想表达的那些想法。 “看过他三部戏以上的观众基本上可以接受到60%～80%，第一次看的人恐怕消化不过来，”戏剧制作人袁鸿评价，“很多剧目注水的情况很多，但林奕华的戏没有，他给你的是干货。” 从TVB到舞台实验 林奕华戏剧观念的形成和积累已经花掉了他30余年时间。 他最早混的是电视圈——1978年的一天，仍在念中学三年级的林奕华忽然接到导演王晶的电话，邀请他去无线电视台写电视剧。这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1970年代的香港电视圈特别欢迎年轻人，那一年的王晶也只有22岁。 林奕华就这样拿上了4000港币的高薪水，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无法忍受TVB电视剧的创作方式。他对工厂式大量出产的创作制度有点不屑，于是“很不合作”，只做了一年。 但无线电视台节目研究部的主管梁浓刚发现林奕华“古灵精怪”，便把他招了进去，工作是每天看竞争对手电视台的节目并写监测报告。在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气的梁浓刚让林奕华打开了视野——即便当时性格反叛，林奕华仍然把自己人生的头二十年形容为“浅薄的电视第一代”。在他成长的六七十年代，流行文化在香港刮起了大风浪，“那时候很多人读了一些二手的东西就当做一手的，”他回忆，“好像人们被喂饱了，其实吃下去的都是零食、没营养的东西。” 1980年，林奕华遇到了影响他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戏剧导演荣念曾。荣念曾让他发现“天外有天”——原来之前自己喜欢的音乐、电影、文学都是属于流行文化里最表层的东西，就像蛋糕上最甜腻的那一层。他渐渐接触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文化思潮以及心理学和现代艺术，“眼睛被完全打开”。 两年后，包括荣念曾、林奕华在内的13人成立了香港著名的实验剧团“进念·二十面体”。林奕华在这里受到了更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学到了在戏剧里“问问题”而不是“给答案”，并且始终保持对社会时事的关注。“进念”的艺术方向之一便是社会剧场。1985年，他们在香港大会堂把曹禺的《日出》改成了一出抽象表演，对当时的社会事件做出了一些批判，引发强烈反响。“做戏剧导演就像医生一样，要为时代把脉。”林奕华回忆。 1989年，28岁的林奕华离开“进念·二十面体”，独立导演了自己的第一出舞台作品《教我如何爱四个不爱我的男人》。这是一台十分前卫的演出，没有故事，舞台上呈现的实际上是一张一张的“活动画”。直到1990年代中期，林奕华才逐渐开始用戏剧来讲故事。 戏剧制作人袁鸿在1990年代末就在香港看过林奕华的作品，留下的印象是“很注重文本”，而且“够先锋、够前卫”。 而林奕华并不认为“先锋、前卫”是其作品的必要条件——他甚至觉得这两个词已经十分“古老”。他的作品需要达到的三个要求是，有辩证性，掌握时代精神，并处理好舞台上视觉、听觉和想象三者的立体空间。 1997年，林奕华遇到的一次感情挫折竟然为他带来了一次艺术创作上的转折。他追求的对象将他拒绝，理由是，“我觉得我年纪再大一些跟你在一起会比较快乐。你是很好，但你不是我现在要的。” 这句话使他得到一个启发——情感是一个角度而已，你不是一个人，你代表的是能够满足对方某一方面的需要。就像西方艺术里的立体与视角，看一幅画重要的不是看画里的苹果，而是光线、背景和“为什么才能看到这个苹果”。由此，他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爱的教育》。“以后我的作品有点不一样了。更注重什么叫做ways of seeing(观看之道)和视角。”林奕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光荣的失败者 林奕华常常穿土色、绿色这样“能跟自然环境融在一起”的衣服，看到草地就两眼放光。“我香港的家里就没有这样的草坪，所有没法养狗。”他说。 林奕华没房没车。“非常林奕华”工作室每年从香港政府艺术发展局拿到100万元的行政费用，要交租金，还要养活6个人。从2000年到现在，他每个月的薪水一直只有11000港币，对生活的要求十分简单。他笑称刘备的生存处境和自己类似：没有资源，空有所谓的身份，靠信任带着一帮支持者颠沛流离。 袁鸿形容他是“小王子”，简单、朴实，“对戏剧诚挚地投入”。袁鸿观察到，在林奕华另一部作品《贾宝玉》迄今为止的100多场演出中，只有两场林奕华没在现场盯演出、找问题，“除了林奕华，这样全程紧盯的认真导演我从没发现过第二个，”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他的作品有争议、见仁见智，但对待剧场的态度毋庸置疑。” 2004年，林奕华的《半生缘》第一次进入内地，由演员刘若英饰演女主角，获得广泛关注。此后，他推出都市题材《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命运建筑师之远大前程》及名著改编作品《包法利夫人们》《西游记》《水浒传》《红娘的异想世界之在西厢》和《贾宝玉》等，合作过的明星包括吴彦祖、张艾嘉、李心洁、何韵诗等等。明星模式以及作品里紧密联系现代人精神生活的表达让林奕华在短时间里获得了很多内地观众的认可，但同时也遭到了商业化的批评。 实际上，至少在坚持个人化表达方面，林奕华并不商业：很多戏剧是尽量把观众想看到的东西做出来，而他恰恰希望观众能看到他自己看到了什么。他说，“这是华人戏剧和西方戏剧的很大差别。华人的文化是要找‘同’，但是西方戏剧从一开始就是从个人出发的。” 话剧《三国》的副标题是“What’s success(什么是成功)?”——司马懿获得了三国时代的最终胜利，但实际上他却是最不被别人记得的那一个。与剧中对成功与失败的探讨类似，林奕华认为自己的每一出戏都有曹操刘备等“失败者”的影子。就经济层面来讲，他们的戏从来没有帮主办方赚过大钱，致使后者成为“光荣的失败者”。 林奕华甚至觉得，他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香港也一直在“失败”：目前台湾、内地对“非常林奕华”品牌的了解似乎更多，而香港不认可“用不同的方法做戏剧”。很多香港导演都有体制方面的头衔或履历，但他一直都是游击队，作品不被保留，可以随时“消失”。 此外，他有时候对观众的看法还是有些在意。“他们为什么没有看到我想表达的?”他说，“主观地说，我是个非常没有自信的人。” 可林奕华还是选择坚持。“我认识的一些评论界朋友、戏剧界编剧导演都认可一点，”袁鸿说，“他一直在坚持自己创作理念、剧场实验。林奕华没有变。” 经常有人劝林奕华：能不能少用一点灯?能不能少用几个演员、或者用内地演员?袁鸿还不止一次地跟他说：“戏确实有点长……至少要考虑到散戏后的交通因素。”但他一一回绝，宁愿选择市中心的剧院也绝不缩短时间。《三国》在台湾演完来到内地再演，他竟然新加了一个演员，又加了十多分钟的戏。 “我选择用一种赢不了的方式‘打下去’。”林奕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万佳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