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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剧场的身份之惑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34:53 点击:
  “就新加坡的实践而言,民间一些自发的、注重社会效益的非营利性文化组织对文化市场整体的发展影响很大,不仅可以增加民营文化企业的话语权,甚至可以影响政府文化政策的制定。”冬日的一个下午,北京东棉花胡同蓬蒿剧场,在文化沙龙讨论“市场经济下民间文化组织的困境与发展”这一主题时,新加坡九年剧场艺术总监谢燊杰介绍的新加坡的情况,引起在场人士的兴趣。     这是由香港发起、具有30余年历史、日前首次进京的“旅程艺术节”中的一个片段。该艺术节不仅带来了8台内地和香港的民间优秀剧目,还设置了4个论坛及3个文化沙龙,讨论与思考的都是当下中国民间文化组织、机构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被迫”成为企业     2008年,牙医王翔用自己的积蓄在北京创办了民间独立小剧场——蓬蒿剧场。虽然前期投资仅有100万元,但就是这笔“小数目”,他却一直都收不回来。这几年,王翔每年都拿出自己的诊所收入的60余万元来维持剧场运营。为支持民间戏剧创作,他对所有演出都不收取场租。他说:“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收回成本。蓬蒿人即普通人,我只是想让更多的普通人能走进剧场,同时也为社会、为民间文化发展多做一点事情。”     显而易见,王翔创办这个剧场的初衷不是为了盈利。他花自己的钱办剧场,只是为了让更多百姓可以圆自己的“文化梦”。cDn-wWW.2586.WANG然而令他困扰的是,在现行的政策下,他的剧场只能获得一个“企业”的身份。“什么是企业?企业的第一要务就是赚钱盈利,但那也就完全背离了我的初衷。”王翔说。剧场成为企业后,王翔不但要继续承担日益昂贵的房租、剧场管理费用,还得承担沉重的税费。虽然近几年“北京蓬蒿”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但王翔的苦闷也越来越多了:是以自己微薄的力量继续支撑下去?还是要放弃最初的梦想?     “为什么会成为企业?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北京观戏堂经理、文化评论人赵国君表示。他认为,民间文化机构想获得“非营利”身份必须要具有主管、主办这两大“挂靠”单位,而这种条件往往是民间文化机构不具备的。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民间文化机构受政府管控,自主性不强,灵活性不高,细化的政策指导和完善的立法建设都相对滞后。“其实这些文化机构自身也存在融资能力不强、管理尚不规范等问题。但它们的社会价值普遍大于商业价值,因此‘企业’依然不是最适合它们的身份。”赵国君说。     被遗忘的角落?     这边,开心麻花搞得“风生水起”;那边,一度经营惨淡的雷子乐笑工厂又“拨云见日”。然而在这些民营文化企业大获市场成功之时,还有极少的一部分企业如同蓬蒿一样,依然在坚定地走着自己最初梦想的道路。     提到话剧《驴得水》,很多人并不陌生,然而,其首演地——木马剧场却不甚出名。就是这样一个小剧场,每年演出300余场,接待观众七八万人次,首演了诸多颇具影响力的剧目。据木马剧场经理唐虓辉介绍,目前剧场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而前期的银行贷款到今天还没有还清。     无独有偶,有上海“最大的民间艺术仓库”之称的下河迷仓也处于同样境地。如果说北京的几家社会型文化企业还可以“相互取暖”,下河迷仓在上海可谓“孤军奋战”。早期,它只是一个单一的公益性民间戏剧交流平台,而今天它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整个艺术门类。“概念艺术节”“秋收季节”“迷仓电影节”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每年举办。几年前,上海还只有三五家民间业余剧团,而现在已发展到了四五十家,他们大多和下河迷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下河迷仓的一切经费支出,都是靠创办人王景国自己掏腰包。时至今日,它并非企业,也非NGO(政府认定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仅是一家在上海市民政局登记的文化社团。在王景国看来,政府准许下河迷仓存在,就已经是一个梦想的实现了,至于让政府高度关注其社会影响和文化价值,暂时还不敢“奢望”。     期待梦想照进现实     王翔曾向有关方面提出过几点建议,其中包括肯定类似蓬蒿这类民间组织的艺术创作价值,给予其相应的非企业法人身份,适当免税,出台更加细化、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等。他的建议集中反映了大多数社会效益至上的民间文化机构的心声,在“旅程艺术节”上获得了在场文化机构的强烈共鸣。     “首先应该厘清哪类是以社会效益为主的民间组织。只有把不同性质的机构真正区别开来,才能进一步帮助其解决生存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索谦说,近年来随着商业市场对艺术本体的侵蚀越来越大,能够真正沉下心来、不慕名利、以对文化艺术的执着追求来创造社会效益的民间组织实属不多,它们的确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进一步关注。     对此,赵国君持有同样观点。他进一步提出,行业协会、媒体、政府三者应共同促成统一高效的监督审查机构,对民间文化机构的社会价值给予更加科学、准确的评定。这不仅有助于催生更多的“非营利机构”和“社会型企业”,而且会使得社会更加关注这些“被遗忘的群体”。     无论这些民间文化机构创办的初衷有多么理想化和无私,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困扰。因为自身的公益性特点,民间文化机构的自我融资能力普遍较差。在这种情况下,渴望得到政府更多扶持成了他们最大的梦想。     “政府应该更倾向于扶持非营利性文化组织,无论它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北京市剧协秘书长杨乾武说,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像“北京蓬蒿”这种民间自发的、社会效益显着的文化组织,一样可以纳入体系扶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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