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最大魅力之一，就是超越时空的审美追索。这种追索的过程，既是受众审美主体的扪心自问、更是创作者和作品作为审美客体的心路延伸。著名学者阿德勒指出：“我们一直是以自己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我们所感受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被我们所赋予的意义，或者说是我们的感受是我们自己对现实的解释。因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每个人感受到的意义多多少少总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为‘意义’是一个充满了谬误的领域。”

　 　 阿德勒的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对斯特林堡本人及其作品的分析。童年的跌宕、家庭的压抑及对母爱的渴望造成了幼年斯特林堡的双重人格，自负与自卑，谦虚与虚荣。透过其不断发展的女性观，可以看出斯特林堡的创作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在同时代的作家中都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这种“独特”，使得他身处轰轰烈烈的女性解放运动时代，既非女性解放的坚定反对者，也非人云亦云的支持者。他将妇女解放问题作为创作初期介入社会的切入点，对于女性独立有着自己独树一帜的观点。在这样的人生走势中，与其说是“悲剧”占据了斯特林堡的精神世界，还不如说是“命运”统辖着斯特林堡的创作抗争——女性在此过程中的一切荒唐、一切怪癖、一切可笑，盖源自于作者自己赋予社会制度、社会现实的意义，虽然难免“偏执”甚至“谬误”，可就在这样的“偏执”和“谬误”中，斯特林堡以他的不完整打开了欣赏者可能走向完整的大门，“偏执”和“谬误”也就在敞开作家、角色心扉之窗的同时，成为了观众克服和扬弃“偏执”和“谬误”本身的锐器。CDn-wWw.2586.WaNG超越，让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人类生存的暂时性是怎样在精神思考中走向长远的。

　 　 《朱丽小姐》(1888年)是现代戏剧史上极富盛名的一部名剧，同时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其争议的焦点多集中在主人公朱丽小姐上，而这一争议也关涉到此剧的主题和斯特林堡的创作意图。在斯特林堡看来，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妻子是外部世界派来的奸细，是那些吞吃人的自由的敌对者的同伙。在夫妻关系中，往往一方是主人，另一方是奴仆；一方是宗主国公民，另一方是殖民地居民。斯特林堡显然是站在男人一边的。他在自传体小说《女仆的儿子》（1886年）中写道，没有一个家庭男人不是受欺辱、受压制、受打击的。他甚至认为：“搞妇女运动的只是一伙为建立统治地位而制造分裂的反动、自私和气量狭小的人”。正是基于这一立场，还没有成为妻子的朱丽小姐也就当然在这样的规定情景中，被没出场的爵爷视为“异己”，被虽然出场但无法左右事态发展的克里斯丁视为“另类”，被已经在场并在双方较量中处于上风的约翰视为“咎由自取”的叛逆者。

　 　 “没出场”、“出场”和“在场”，从物理气场的角度看，是一个角色已经登台亮相或可能登台亮相的机会；从精神气场的角度看，则是一次人性已经坦露自我或这种坦露的自我如何更巧妙的再遮蔽起来的斡旋。其实，从哲学的层面看，“场”的出不出、在不在，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场”与“在场者”的原则区别有谁知晓并去践行。按照哲学家海德格儿的观点，过去所有的哲学似乎都围绕着具体的“存在者”（如“物体”、“实体”等）在争论，而真正的哲学应该关注“存在是什么”、“存在何以为存在”等实质；这个“存在”就是人的存在境遇之关切、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之改变：老爷不在场，但老爷的威势令人闻风丧胆；朱丽和约翰在场，可前者离开了老爷，就像一只鸟那样任人宰割，后者不要说看见老爷，就是看见老爷的靴子也会肃然起敬；最后，“老爷回来啦！”一声吆喝，让朱丽苦不堪言、并迅速做出结束生命的决断，让约翰魂不附体、并赶紧迎接这或许并不存在的“恩威”……这里，“在场本身悄悄变成在场者——在场的本质，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场和在场者的区分，仍被遗忘了，对存在的遗忘也是对存在和存在者区分的遗忘。”由此可以看出，斯特林堡通过该剧人物关系以及这一关系走势的路径设计，深刻地揭示了几十年后哲人们仍在思考和追索的、我们对人生意义“存在”和现实环境“存在者”区别的迷茫。它告诉我们的是：朱丽最后死亡的结局不是人类具体生存悲剧的痛苦，而是人生总体命运不可抗拒的无奈——难怪在斯特林堡之前有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让唐?吉柯德即使“无奈”也要与风车为敌；在斯特林堡之后有法国的卡缪，用《西绪福斯神话》即使“无效”也要徒劳地力顶下滑的巨石。超越，让我们在此时可见了人类挣扎的可怜，探索着这种可怜怎样从“无意义”舞台走向“有意义”生活的可能。

　 　 由此看来，一个人要想在人格上对自己的塑造进行深刻的反省并决定在原有路径的基础上果断进行转向、进行再选择，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在斯特林堡看来，朱丽已经厌恶了上流社会的道貌岸然，已经体验了丢失主见之后的悲痛万分，甚至已经感受到了是不是贵族不重要、重要的是“高贵者”和“平常人”哪个位置会“漂移”到她的身旁！这种对生存价值的思维方法，虽然早在100多年前萌发，但在法国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那里，在融进被称之为“延异”的概念之后，依然存活着还有生机的生命种子。“延异”，是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核心，融合了“差异”和“延搁”之意，而这正是为了针对德里达所厌恶和批判的形而上学体系而确立的一个概念。虽然，这个概念还有形而上学的痕迹，当它表明“延异是在场和在场者的差异”这一论断时，它是特例；但当它表明“延异是存在和存在者的差异”时，它就是事实了。这就是说，《朱丽小姐》剧中人物的“在场”和“不在场”的时间被拉长或缩短，“在场”和“在场者”的差异被模糊或被遮蔽，盖源于世界的中心不稳定、盖源于人类的重心不给力、盖源于自然的圆心不凝聚。据此，我们也就在世界变化、发展的更深历史河流中，在人生追索、跌宕的更高哲学层面上，真正理解了朱丽乃至一切可能有着和朱丽一样结局的人之飘忽不定命运的最终原因了！

　 　 我们和斯特林堡相隔一个或多个时代，我们和朱丽小姐的故乡也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至今仍然能够喜爱阅读斯特林堡的作品、能够热情演绎朱丽小姐的内心世界，这是我们同“他和她”的缘分，更是不同文化背景者心灵相通、跨界交流的一种体现、一种努力。这正如一位先哲曾庄重指出的：世界是普遍阅读所不能接近的另一个人的手稿，只有生存才能破译。（张生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