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新：北京人艺承前启后的那个人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05:54 点击：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生于1957年，1975年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曾主演话剧《茶馆》《天下第一楼》《北京大爷》《窝头会馆》等，主演影视作品《甲方乙方》《半边楼》《我爱我家》《漕运码头》《楚汉传奇》等。2002年因成功塑造话剧《天下第一楼》的卢孟实和《万家灯火》中的“田政府”荣获文化部第二十届梅花奖。曾获北京市第一届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上世纪80年代是话剧的黄金时代 记者：前一段时间在天津看您演的《窝头会馆》，到现在还觉得回味无穷。 杨立新：《窝头会馆》的看点就是话剧的特点——一群小人物，展现大社会。《窝头会馆》是为国庆60周年献礼排的戏，首演是在2009年9月25日，虽然台词里没有一句“新中国来了我们生活就好了”，但这个就是歌颂新中国的。当时一个普通老百姓，他怎么知道共产党来了就一定过好日子啊？话剧是没有可能写三大战役的。CDN-WWW.2586.waNG再比如，一部《雷雨》演了100多年了，我们看《雷雨》，就是一个客厅里发生的故事，可是你从那里面看到那么广阔的一个世界，那个年代的中国全被包括进去了。这就是话剧。 记者：您还记得第一次在舞台上演戏时的情景吗？ 杨立新：我是上世纪70年代进入北京人艺的，第一次上台是1976年排的《万水千山》，原来是总政话剧团演的。我就端着一杆枪，跟着大伙儿一块儿从台上跑过去，然后再跑回来。就这样跑了5年龙套。然后才第一次接触到像样的角色，在《日出》里演方达生。其实我们都觉得开始跑龙套是最正常的，老一辈艺术家们总结演员的几大灾难，其中有一条就是毕业就演主角。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对艺术来说也是特别好的时代，您对那段时期有什么样的记忆？ 杨立新：那时候我们就住在人艺三楼的宿舍。因为按照最初的设计，剧场后台是化妆楼，一共四层，同时可以容纳七八百人一起化妆。一般话剧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化妆室，结果除了一楼化妆室功能不变以外，上面的楼层就都成了剧院各部门的办公用房和单身宿舍、家属宿舍。1977年人艺复排《蔡文姬》，排练厅就在我们住的房间斜对面。我们这些学员基本上是从头到尾跟了下来。《蔡文姬》复演轰动京城，观众买票都把首都剧场售票处前面门口的护栏挤倒了。那次我正好在现场，因为买票的观众是从头天晚上开始排队，一直等着第二天早晨9点售票。我早晨起来去外面跑步，正好看到排队的观众往前挤，那个护栏是铁栅栏，中间有垛子断开，可能也不太结实，观众的热情太高了。 记者：您现在回过头看，当时人们为什么那么爱看话剧？ 杨立新：上世纪80年代话剧非常红火，因为按照过去的说法，话剧反映社会现象、剖析社会现实最快，最直接，很容易就把很多社会现象搬到舞台上然后进行剖析，甚至有人把它比作像鲁迅说的那样是匕首。后来有那么一段时间由于影视的大发展，在80年代后期，有一段时间话剧比较萧条了。但是北京人艺没有这个现象，北京人艺基本上没有这个阶段，没有受到这个冲击。那段时间北京人艺排演了《天下第一楼》《狗爷涅槃》《小井胡同》《哗变》等多部经典大戏，由于我们自己剧目质量的原因，我们在话剧市场上一直非常好。 记者：但是现在很多演出团体不赚钱，靠拨款，生存很困难。 杨立新：你要说把钱搁在第一位，这个标准是不是有点不太准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话剧赚钱就是目的吗？我们剧院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况，这个东西不好说，有的戏虽然好它不一定市场好。因为这个东西咱也分析一下，说艺术性、深刻性，还一个可看性，所谓可看性就是趣味性。那么太可看了是不是就缺少深刻性了？缺少文化批判性了？现在有很多戏它又太趣味性了。你看看老舍的《茶馆》，雅俗共赏，雅到多大的文学家来看，都说这个戏太深刻了，但是不挡着它笑，不挡着它看着让人揪心。 讲中国的故事，演中国的人物 记者：在您心目中“北京人艺”这四个字代表什么？ 杨立新：北京人艺之所以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能够有自己的光彩、地位，闪光的金字招牌，靠的是它自己的性格，靠的是这么多代人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得来的。我们要做中国本土固有的艺术，讲我们中国的故事，演中国的人物，包括剧中涵盖的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文化道德，等等，这才是我们自己的戏。如果只演莎士比亚，演西方的话剧，那么作为一个北京的剧院就是不成立的。 记者：就是说，北京人艺应该有属于北京这个城市的戏。 杨立新：干嘛应该有啊，你就是啊！你想写得深刻吗？写得有思想、有内容、有故事、有历史、有它的生活性吗？那一定是这样的，一定得是北京的故事。夏衍写《上海屋檐下》，老舍为什么不写？因为老舍生活在北京，对不对？那么北京人艺就要紧紧抓住地域性。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最能够抓到的、感受到的、体会到的、用思想去挖掘到的东西，是你最熟悉的北京。 记者：这样的戏是不是会有地域的局限性？ 杨立新：把这种地域性的东西带到大江南北，人家接受不接受，欣赏起来、感受起来有没有困难，那就要看你的艺术水平高不高了，看你的深刻性，有没有水平，有没有深度。你要有深度，才有可能成全那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是所有民族的都是世界的，是因为你具备了世界的水平你才能成为世界的。10年前我们在上海演出，上海大剧院的总经理对我说，北京人艺的戏具备三个特点，一是艺术性，一是文化性，一是世界性。所以你们的戏好看。 记者：写自己最熟悉的戏，演自己最熟悉的生活？ 杨立新：所以我很喜欢天津人艺演《蛐蛐四爷》这样的戏，北京人艺演《茶馆》，演《天下第一楼》，演《窝头会馆》，我们还会演《小井胡同》，这是对的。表现你本地区的、本民族的东西。莫言之所以得了诺贝尔，不是因为他写了《理查五世》，那玩意儿不是他的长项，他写不了，他只能照着葫芦画个瓢，人家就写人家的高密县，才能写到骨子里，写到血液里。文学是什么，老话叫人学，你体验最深刻的是什么？是你自己，是你周围的那些人，是你的母亲，你要把这些东西写透了才成。 记者：您觉得从现状来看话剧的发展是一条光明大道还是荆棘路？ 杨立新：你可能说的是体制改革的问题吧？没有好的作品那就抓作品。你得给时间抓作品。曹禺年轻时是谁培养的？有人给他发工资吗？对不对？还有一个，文学就是批评现实的，文学家是理想主义者，是给社会挑毛病他才能找到矛盾。光靠歌功颂德不行，那样的戏能看吗？ 现在看《我爱我家》还能捧腹大笑 记者：很多“80后”在网上常常会回忆《我爱我家》，现在看这部电视剧仍然是经典中的经典。 杨立新：《我爱我家》也是得益于编剧梁左，那是他用了多少年积累的东西。他是学中文的，他母亲是著名作家，父亲也是《人民日报》的笔杆子。他正好处在一个文学和相声的交叉点，他特别喜欢相声。这么厚的《中国相声大全》，拍《我爱我家》的时候，400块钱一套，我咬了咬牙没舍得买。他几乎是都背下来了，不光是背下来了，他是从文学角度进行了梳理、归类。 记者：是剧本决定了一部优秀喜剧的基础。 杨立新：你平时遇到一些人，你会把他们分类吗？但相声这门艺术是会这样做的。比方说我们在天津听刘文步刘先生的相声，他就给一些人分成三类来研究，他们是搞语言的，这是专家。什么时候该铺，什么时候该垫，他为什么能在台上一张嘴就让你乐，让你交钱去听，为什么？他是专家，他有独到之处。人家梁左对相声进行了梳理，什么样的包袱怎么样使，什么情节用什么样的包袱，无形当中做了好长时间准备。在此之前他还写过相声，不止一个啊。《虎口遐想》多棒的相声啊！所以他才能创作出《我爱我家》，现在再把《我爱我家》剧本拿来看上几行，还能让你捧腹大笑。 记者：您看《我爱我家》成功的原因还有哪些？这种成功现在还可以复制吗？ 杨立新：《我爱我家》因为有现场观众的互动交流，就像说相声，相声是不能对着墙说的，因为演员要是不知道观众乐不乐，包袱响没响，他就不知道怎么说相声。另外就是每集都是对着观众一个小时拍完，与其叫拍摄不如叫演出，基本上就和小话剧没什么分别。演员必须在短时间内把自己的台词、对手的台词、机器的角度位置全部记住。《我爱我家》拍得比较顺畅，也是因为用了不少话剧演员。带动现场的观众是一件挺难的事，但没有观众演喜剧可能就更难。这样的作品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好几个比梁左还棒的，也许10年20年找都找不到一个梁左，这都完全有可能的。那就要看我们的社会氛围是不是有益于艺术家的成长。 记者：您觉得喜剧应该怎么演？ 杨立新：其实，当时英达找我时我就说我不会演，我在剧中的表演也不是喜剧，是这个角色的台词动作表演具有喜剧性，所以观众觉得好笑。我觉得喜剧最难演，它需要演员找准节奏，分寸把握得特别巧妙。演员在台上是分裂的，要想着台词，演着现在的戏，还要想着后边谁上场。除塑造人物，还要把握作品的文学性和风格。 演而优则导，演萧何很过瘾 记者：《窝头会馆》您就已经担任分场导演了，今年北京人艺复排《小井胡同》您又出任导演，转型做导演目的是什么？ 杨立新：2009年云南省话剧团排了一个话剧叫《我的西南联大》，编剧是我的好朋友，他发现我有个特点，就是能够帮助演员把人物塑造出来，于是就推荐我去导。那也算是第一次做导演，纯粹是“兼职”。《窝头会馆》你说濮存昕、宋丹丹、徐帆、何冰这几个人还用导吗？都是非常成熟的演员了。《小井胡同》1983年首演时曾引起很大轰动，当时的主演是林连昆、韩善续等老艺术家，那时候我在里面演了一个配角。现在我们复排这个戏，主要是为了纪念去年8月去世的这部戏的作者李龙云先生。这次做导演，也是希望通过复排这部戏，将自己的经验教给年轻人，继承北京人艺的传统。 记者：对于年轻演员来说话剧表演的难点在哪儿？ 杨立新：演话剧本身并不难。大多数人经过专业的训练后，都可以掌握一定的手段和技巧。话剧表演的基本元素是“喜怒哀乐悲欢愁”，所有的话剧表演都是由这几块儿带动的。演员本身要知道自己演的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戏剧本质上还是一个文学问题，北京人艺的话剧剧本大多出自大戏剧家、大文学家的笔下，并且经过反复地修改和提炼才能拿来跟观众见面。所有表演艺术，它的母体是文学，没有好的文学作品它是演不出来的。没有好的文学挖掘、文学体现，怎么进行二度创作？所以演员应该了解戏剧文学这门学问。 记者：听说您在拍《楚汉传奇》的时候也会现场修改剧本，这也是导演的本能吗？ 杨立新：其实演员拍戏过程中适当修改剧本是很正常的事情。有时演员在戏中会加入个人的想法，自然会提出建议，但当然得是在导演同意的前提下。比如刘邦退居沛县，意志消沉不想再打天下，萧何来劝说他的那场戏，原剧本中写得有些拖沓，拍戏时我就和高希希、陈道明研究如何才能更有说服力。观众最终看到的那场戏就是我修改的。有些东西是剧本当中不提供的，比如说萧何是律吏，定了法律叫《九章律》，写的什么，剧本没有，尽管剧情也不是特别需要，但对于理解这个人物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也要去了解。 记者：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以在《楚汉传奇》里萧何也是至关重要的人物，谈谈您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杨立新：当然咱们知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指的是韩信的命运，但现在拍完这个戏，大家也许会觉得汉朝没有萧何，就成不了天下。各个朝代，一个成功的君王身边都有这样的人。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萧何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在后世也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人物，比如诸葛亮、周总理，所以我在演萧何时就想到从这些人物的性格上入手。君王可以不想，你不能不想，所有的事情都要想到前面。 印象：他塑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这一个” 蛇年伊始，杨立新又火了一把。《楚汉传奇》作为开年大戏在各卫视台热播，杨立新在剧中扮演了关键人物萧何。随后，金牌编剧王丽萍再推新作，黄昏恋题材的《我家的春夏秋冬》聚焦当代中国家庭生活，他又成为片中头号男主角。今年北京台春晚现场，杨立新与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郑榕、蓝天野、吕中，青年演员孙茜一起给观众拜年。从这一组合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杨立新在北京人艺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屈指数来，杨立新与北京人艺结缘已整整37年。1975年高考制度尚未恢复，高中毕业的杨立新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北京人艺学员班的招生广告，为了留在北京，他前去报考。考试中，他朗诵了《西沙组歌》的序歌，又与林连昆老师对了一折《智取威虎山》，轻松过关，从此走上演艺之路。 从杨立新的履历表可以看出，《半边楼》是他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但真正让他家喻户晓的，还是那部经典中的经典——《我爱我家》。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首部室内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红遍大江南北。杨立新扮演的贾志国是一个有点儿怕老婆、有点儿小心眼，又善良正直的公务员，这个喜剧中的非喜剧人物，反而与剧中其他角色形成了强烈反差，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很多人不太清楚的是，杨立新后来还干了一件可以写入电影史的事——为《霸王别姬》中张国荣扮演的程蝶衣配音。张国荣说话有浓厚的广东腔，后期制作时，陈凯歌找了很多演员来配音，效果都不理想，最后英达推荐了喜欢京剧的杨立新。《霸王别姬》录音时，录音师弄一个杠，吊着话筒伸到大银幕前四五米处，杨立新仰着头冲着画面，消解掉声音的头腔共鸣，找到了最接近张国荣的声音，于是才有了那句让人难忘的“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去年年底，北京人艺的大戏《窝头会馆》来天津演出，天津大剧院为演员们组织了一场茶馆相声表演。那天现场，人艺的演员们刚刚坐在观众席上，便听到后面的人指着杨立新说，看，那个穿红夹克的，不就是那个谁吗？ 没错。“那个谁”，正是杨立新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多年来，无论在影视剧还是话剧舞台，杨立新都不是那种经常以男一号出现的明星。但当我们看完这部戏很久后再回忆，却会发现杨立新塑造的角色总会一下子凸显出来。他也常拿戏曲行里的“里子”来比喻自己，这样的人物在整出戏里不是主角，但戏中地位又非常重要。如果把一个水平不高的演员放在这样的位置，整个戏可能就提不起精神了。 2002年，杨立新开始担任北京人艺戏剧演员队队长。在人艺舞台上，他从小字辈成了老大哥。他说，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坐在人艺成立纪念大会的台上，前面少了好多昔日的老辈儿，顿时有种“站直喽，别趴下”的责任感。 今年1月20日，于是之先生去世，悲痛之余，杨立新写下一篇怀念老前辈的文章：“我们当面都叫他老于，你要叫他一句于院长，他会很莫名其妙地看你一眼。这也是老人艺的传统。当年，院里人管曹禺叫曹头儿，管英若诚叫老英，一直叫到人家当副部长……现在想起来，人艺的老前辈们嘴上不说，但真是把你当家里人看啊。” 老辈儿奔不动了，小辈儿该顶立门户了。北京人艺今年将复排30年前的京味话剧《小井胡同》，当年在剧中扮演小角色的杨立新，这一次也将出任导演，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如今，连杨立新的儿子都已经踏入了演艺圈——25岁的杨玏，从小在人艺长大接受表演艺术的熏陶，长大后到美国杜克大学戏剧系深造，曾在冯小刚的大片《非诚勿扰2》中担任副导演。今年1月，宁财神策划电视剧《传承》，杨立新与杨玏扮演一对父子。正如片名所示，父亲的艺术基因传承到了下一代人身上。 作为明星的杨立新还是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他特别怀念住在北工大附近小区的那些年，他推着自行车去自由市场买菜，迎面碰到不认识的街坊，会互相说一句：“你好，再见。”他也喜欢舞台上与观众互动的感觉，在那样特定的时空中，所有人都知道台上的戏是经过排演的、是虚构的，有些人已经看了一场又一场，可还是会为剧中人物激动、欢笑、流泪，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