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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欣谈绘本:接近于人文传统的“第九艺术”
\ 叶欣《城东旧事》中的作品:东城某胡同打造新婚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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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叶欣《城东旧事》中的作品: 金鱼胡同路北五味香酱菜园   \
    叶欣 (Peter Friedli摄 2003年)      高雅的纯绘画并不纯粹,单靠画并不可以说话;通俗的绘本、漫画、连环画却往往进退自如,尤其近三十年来欧美关注自身,关注现世的所谓“独立连环画”,真如鲁迅所说,产生了许多米开朗琪罗式的“伟大画手”,不同只在这些画手的伟大,在于他们先就是作家。CdN-WWW.2586.WanG     叶欣,巴黎第八大学造型艺术系教授,或可算得上一位隐者。     叶欣先生生长于北京,少年随父母下放,在太行山沟里的农机厂做工,1978年考入中央美院版画系。毕业后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连册编辑室做了三年小人书美编,后被连年系杨先让主任找回去做老师;1986年赴法留学,后获巴黎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书写与绘画之间的关系,现在巴黎第八大学造型艺术系当教授,常回中国讲学。教书之余亦工创作,作品曾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罗丹博物馆展出。     叶先生在巴黎,却按1980年代的北京节奏过日子:不开车,不备手机,每天接送孩子,每周去大学授课。唯独每年假期必要上山下海,是法国习惯。     2009年去巴黎,看到他的作品《城东旧事》(Jours de Pékin,直译为“北京的日子”),眼前一亮——这本出版于15年前的书,不就是眼下正流行的绘本吗。前不久终于有幸就“连环画和绘本”一题就教叶先生。     问:《城东旧事》画的是金鱼胡同路北五味香酱菜园、金鱼胡同路南五吉祥戏院、东城某胡同做烟囱师傅工作车、东城胡同街头戗菜刀人、国子监成贤街早市……是怎样的机缘,使它得以在1994年的巴黎面世呢?     答:我的老朋友德尼,于1980年代在巴黎开有一家名叫“野草”的书店,专门经营有关中国的书,兼为中国国际书店做法国出版物的批发,至今三十多年,最近刚刚退休。那年他来我家看到我80年代的北京速写,感慨起来,写了一篇《北京的日子》,要选30幅速写印出来。我由他选了,又把他的文字翻成汉语,用“手稿体”抄成三页。德尼的故事和我的速写记的都是发生在北京东城的风物。我1982年从美院毕业,做编辑、当先生(教师),到1986年离开北京,整整四年当中,上班、回家,每天奔波在王府井、北新桥、朝阳门南小街之间,所以封面的题签写了“城东旧事”四个字。     德尼所选的图,连封面总共31幅,都是用当年北京卖的一种最小号的速写本(9x12厘米)画的。原大制版,黑白加一版赭色,保持了原作用细钢笔勾线,再加黑色和赭色铅笔的淡淡皴擦的效果。     问:德尼在书里写道:“奇异的笔画将我们送回了北京,回到你的家门前——这家但愿尚未拆迁,改建十层高楼。我们辨出桌上熟识的物件;床栏里的小伍月安详的睡梦;眼前自行车的潮流让我们却步;而转眼便又与你的父母双亲对坐;如同隐身的不速之客,我们进到你美术学院的画室,置身学生们与模特之间……对我来说,生命的律动来自线条的力量,明白、细腻而辛苦,这乃是敏锐观察与深入感受的痕迹,简淡的润色与偶尔的笔记叫人疑有诗意也未可知。打这天起,当我漫步在北京、巴黎或其他什么地方,我的视线中多了内容……”被注视的日常当下,是滚滚时间洪流的见证。这是绘本的力量。在国内,直到21世纪,绘本才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你认为绘本到底是什么?文与图的关系在何处达成佳境?     答:绘本、漫画、连环画,说法不同,叫法不同,但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用两个以上的画面来讲故事。画面上有文字也好,没文字也罢,都有一个明摆着的或潜在着的文本供读者“解读”。没有文字的绘本,好处在于文本是由图的读者根据图像顺序显示的前因后果在“心里”写出来的,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博得读者的“会心一笑”。     这样的绘本,最大好处是人人读得懂(所谓“读图”),甚至不用翻译就可以跨越国界,成为“眼熟能详”的“世界语”。     至于有字的绘本、漫画、连环画,则无论是左图右史、上图下文,还是人物口中“冒泡”式的对白,文字与图像的关系当然是以互补、互动,相得益彰为妙,我们从前出版社以文编分段改编现成文学作品的作风,就很难顾及这种互补互动,常常用图像重复文字的描绘,做文字的图解。     问:目前中国引进的绘本不可谓不多,绘本的市场不可谓不大,但是本土的绘本创作,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依然是“先写好所谓的脚本,然后配上相应的图画,四处山寨一些风格”。为什么市场机制不同了,创作者也相差了几个辈分,图与文的宾主关系依然未能改变呢?      答:答案我想也在“图与文的宾主关系依然未能改变”。文和图的关系,不是相依为命,而是主宾甚至主奴的关系,我想还是从前出版属于宣传、文编统治美编,文图分治导致文图从属而非依存关系的“后遗症”,尽管“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已经被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所取代。     问:意识形态的传播从来借重图像。可能是图像传播不需要借助理性,少批判性。另一方面,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图像又是有抵抗性的,经常需要文字的锚定和控制。你对文本和图像的关系怎么看?     答:我想,图像“需要文字的锚定和控制”是一个事实。语言文字是思想表达、历史记忆的载体,人世间的一切,文字说了算,图像也不例外(咱们正在议论的“图像”也不过是两个字而已)。绘本、漫画、连环画当中的文图关系自然也是文本当家;不言而喻不等于不可言喻,即使一字不着的绘本,能让人看得明白,必有说得出的构思、讲得清的情节,这构思、情节就是文本,加上画面连续的排列组合,图像被构思与情节“锚定”和“控制”着,向我们准确无误地讲述一个个因果关系的故事。绘本-文本,孰为宾主?我想说:作为媒体的、大众的艺术,绘本与电影、动画是一家;作为图像的文学,文本当然是绘本的初衷和结果。     问:你在1970年代就开始尝试图画日记,并出版《阳泉工人速写日记》,后来得到叶浅予先生嘉许。你是在怎样的背景和心态下开始这样的创作方式?      答:如果说十年浩劫是一盆脏水,我们在“文革”当中学画的这一代人,便都可算是“脏水里的孩子”。我曾把那种“创作带基本功”的“速成法”,视为中国美术界同人在艰难困苦之中坚持美术教育的一种发明。除去意识形态的背景、内容,办法本身有没有一些符合艺术规律的可取之处?别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掉。“文革”过后,叶浅予先生想提倡速写,曾经写信给《美术》杂志(见载1981年2月号)。这种速写默记的功夫,也正是当年徐悲鸿先生请他进美院教授的。     叶浅予的教学主张,“文革”前十七年没人听,“文革”中又关他牛棚、大狱,十年“一片空白”。所以1975年从秦城出来,他看到人美印的那本“样板书”(《阳泉工人速写日记》)竟然感动。我现在想,当年要是把叶先生也拉来连年系,请他专讲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漫画、40年代的《打箭炉》与《天堂记》,该有多棒! 叶先生自传《细叙沧桑记流年》里讲了一个故事:1925年他18岁,凭中学美术课的水彩功夫考取南京路上一家布店,做伙计兼广告师,开始“自力更生”的艺术家生涯。他1949年在美院做先生,有一天把当年摹仿对门商家广告牌画法的故事讲给同僚们听,在场的蒋兆和先生乐了,说那些牌子都是他画的!徐(悲鸿)先生请来这些“野路子”的各路“通人”配备班底,就是为了要同自己的那一套法国学院路子拉开。可惜没容他实现他的理想,否则中国美术大学的传统该是另一番天地。      问:你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又在法国读艺术,现在在大学教美术,你认为欧洲美术教育有哪些值得中国的美术学院借鉴呢?     答:大概因了徐先生的关系,我们总爱拿中央美院同巴黎美院(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攀比,其实两校的性质有很大不同。法国的美术学院是高等专科,不是大学,行政管辖归文化部,不归教育部,因此毕业只有证书,没有学位。巴黎的美院相当我们美院的“造型学院”,我们美院的“人文学院”。(李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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