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仕女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梅花仕女图》，相信任何人看到都会被画面上奇妙的情节打动：在傲寒的梅枝下，一位年轻女子亭亭独立，一手持镜照向自己的面容，另一手的食指点向她额间的一朵五瓣梅花的花影。

　　不难猜出这一作品的主题，那就是著名的“梅花妆”的故事：在某一个“人日”——正月初七，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含章殿的庑檐下小睡了片刻，结果居然有一朵梅花落下，恰好坠至公主的额头上。待公主醒来，却发现这朵落花居然贴在了自己的额头，拂拭不去，直到三天之后才被洗掉。奇迹轰动了整个皇宫，妃嫔宫女们都觉得眉心有梅花影迹的公主实在美丽，于是纷纷用绢罗剪成小花片贴在各自的额头，由此形成了“梅花妆”。（《太平御览》引《杂五行书》）

　　这样美好的一幅作品，当然无论何时都很吸引人。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明人文震亨《长物志》关于居室布置的理论中，有“悬画月令”这样一个概念，提道：“岁朝，宜宋画福神及古名贤像；元宵前后宜看灯傀儡；正、二月宜春游仕女、梅、杏、山茶、玉兰、桃、李之属，三月三日宜……”原来，在古人的讲究中，装饰居室的绘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年四季不断更换，在各个季节，在每一个节日，都该张悬主题相呼应的画作，“以见岁时节序”。cDN-wWW.2586.wAng

　　在一年之首的正月、二月，适合的画题为“春游仕女、梅、杏”等。《梅花仕女图》呈现了“梅”与“仕女”，并且特意选择传说发生在“人日”的美丽故事，可以确定，这一幅正是为了装点正月、二月的居室。因此，出现在树畔的两簇水仙并非偶然，显然，水仙是辞岁迎新时的典型风物，作为一种符号，最清楚地指示出具体的“岁时节序”。同理，画中的一个小细节也深有用心：仕女的耳上挂着一只小葫芦耳环。

　　喜欢葫芦造型的耳坠，是自元代一直贯彻到清代的时尚风气。其中，天然小葫芦制的耳环尤其高端大气上档次。《析津志》就记载，元代后妃头顶华美高大的顾姑冠时，配套耳环之一是“天生葫芦”。清初人刘廷玑《在园杂志》中则道是：“明宫中小葫芦耳坠，乃真葫芦结就者，取其轻也。”《清稗类钞》中有“梁葫芦”一条也谈道，清时，北京有位梁姓太监以擅长培育工艺葫芦闻名，“极小者为妇人耳珰，尤精巧”。不过，天然小葫芦很难栽培成功，女性们多有的反而是以金银珠宝制成葫芦造型的耳环。

　　古人喜欢以小葫芦做饰品，并非仅为美观、奇巧。在传统观念里，葫芦谐音“福禄”，也有长寿、多子等寓意。因此，在明代，葫芦纹样属于每年岁末年初的应节“指定”纹样。《酌中志》就提到，明时的北京，宫廷内外，从腊月二十四日起，就一定要穿着带有葫芦纹样的华服，还要插戴“大吉葫芦”簪钗，并谈道：“仍有真正小葫芦如豌豆大者，名曰‘草里金’，二枚可值二三两不等，皆贵尚焉。”说当时有一种豌豆大小的天然小葫芦，要花二三两白银才能买到一对，是深受追捧的奢侈品，并且，也是最该在易岁时节佩戴的饰物。

　　所以，《梅花仕女图》中描绘的很可能就是一只天然小葫芦耳环。当然，也可以是一只黄金或宝石制作的葫芦造型耳环。总之，这一细节恰恰反映了明代“正月”的风俗，也让画面上出现了“福禄”、长寿、子孙兴旺的象征。台北故宫博物院鉴定该画为元人作品，那么说明元时已将葫芦规定为辞岁迎新时的固定纹样吧。

　　梅之意义在于“占春前消息，腊后风光”（宋人王安礼《万年欢》），是报春的使者。花期早者甚至在腊月将近时即开，如宋人李德载《早梅芳》所吟：“残腊里，早梅芳。春信报新阳。晓来枝上斗寒光。轻点寿阳妆。”因此，画面上的梅花与小葫芦耳环、水仙恰好在时序上一致，均从腊月下旬即开始活跃。由此可见作者何等的苦心设计，让手下作品完美地符合其用场，完成其任务。

　　报春也好，福禄也好，都是很俗气的贺岁主题，但没有留下名字的画家将这些元素不露痕迹地带入笔底，创作出的竟是一件意境高洁的作品，让观者只会产生“玉人独幽”、“不染纤尘”之类的感受。不再熟悉往时风俗的现代作者，会完全无法察觉这一画作的功利目的。该画作者的才情与格调，着实令人起敬。

　　不过，复原《梅花仕女图》当初的创作意图与实际用途，会让我们更加了解古人的生活方式，也对传统绘画的世界更多认识。就以元明清三朝来说，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近乎海量。今人不免要疑问，古代世界如何有能力消费这么多的艺术品？一旦得知，高档居室内的装饰绘画一年之内需要更换将近二十次甚至更多，有些可能就是一次性消费，那么，疑惑至少可以部分地得到缓释。（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孟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