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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无边的当代艺术在当下的新问题
  杜曦云

  人类的思维方式不愿接受杂乱无章的东西,要把它整理得清晰、有序,于是把世界对象化,对客观事物进行命名、定义,成为人类的重要追求之一。但同时,相对于人为的定义、概念而言,复杂、流变的事物是不可规定的,下定义和概念的同时,也就是对事物的无限可能性的封闭。于是,对事物进行命名、定义的同时,对命名、定义进行质疑和颠覆,是人进一步推进认识时的工作之一。

  人发明了定义、概念,但如果把定义、概念固化,又可能作茧自缚。这时,很多纠结是因为一些词汇、概念所致。比如,“艺术”这个概念,是人类在学科、领域、系统的划分中,把某一类人的某种表达、实践方式定义为“艺术”。随着社会现实的流动变迁,“艺术家”和“艺术”的所指,随着具体的现实情境而不断变动不拘。在当代,“艺术”这个词已经很古典、很陈旧了。如果用“视觉”、“实践”这些词,很多关于“艺术”的纠结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或者说并不重要。“当代艺术”这个词,本来就是非常宽泛的,是开放的、自由生成和发展的,除了很强的时间意识外,几乎没有明确界定,是“强为名之”。有时,不太计较于在“美术馆”这个白盒子里的“作品”,退一步看,可能更海阔天空。CdN-WwW.2586.wAnG

  但放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当代艺术”还是有一个虽然宽泛但毕竟有所限定的所指,比如放在当下的中国。

  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到当下,“当代艺术”这个词让人百感交集,难以言表。如果以“星星美展”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明显标志,则这个方向的“当代艺术”(以前称为“新潮美术”或“前卫艺术”)以追求人性解放、个体自由明确为目的。在这种目的的驱动下,反抗压抑它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意识,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明显表现。这一点,在1980、1990年代是有较大共识的。

  文化是现实政治经济状况的衍生物,又会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状况。当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因素没有改变,但引入原发于西方的市场经济时,对以个体自由、平等为基本诉求的现代性文明而言,这种政治经济状况的问题是明显的。回顾这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它也是以变革中国的这种现实状况为驱动力,在以个体独立为基础来关注、介入这些问题时,获得了它的文化价值,并以“冷战”的结束为背景,进入国际当代艺术平台。

  “中国当代艺术”本来是随着现实问题的生长而生长的,但随着商业力量的介入,曾经鲜活、真切的当代艺术作品逐渐与商业利益绑定。这时,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独立性和自由度都大受影响。市场的兴起和相关的政治保障制度的建立,让艺术家有了不为教廷、王室和其它强制性政治机构服务的自由。这时,作为与压抑人性、束缚自由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抗的当代艺术,首先被经济所渗透。不只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特有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代艺术更早的遭遇这种渗透,尤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顺畅扩张的今天。

  生存下来才能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当代艺术也无法剪断金钱的脐带。苛求艺术不与商业发生关系,在基金会制度难以成形的中国,不太现实。重要的是:商业的介入是促进还是阻碍了艺术的进一步独立、自由生长?以关注现实问题而获得文化价值的当代艺术,一旦因为商业原因不再关注现实问题,只是不断复制产品时,它作为商品的符号价值越来越提升,但文化价值则越来越减少。随着现实情境的流动变迁,这类产品因为与现实问题的脱节而失去了源头活水,必将逐渐枯竭而走向华丽的贫乏和伪饰的矫情。在近年来的中国当代艺术界,这种状况非常明显。曾经关注现实问题并有精彩的个人表达的中国艺术家,也因此被国际当代艺术平台逐渐排斥乃至销声匿迹。这时,返回到国内树碑立传、炮制市场神话,是这些艺术家的明显表现。

  相对于曾经的地下、贫困、被封锁状况,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持民间、个人立场的当代艺术家们,以经济的成功来获得更多人群的认可,让自己的作品和理念在国内广泛传播,是有积极性的。但近两三年来的明显现象是,中国当代艺术家们与官方的明显合作。中国近年来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民众的生活水准相对而言有了明显提升。对外交流的频繁、信息渠道的多元,也让中国人越来越在全球视野下看待自身,对自由、平等的诉求进一步提升。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法律、市场、言论等都处于其决定性影响力之下,它决定着每个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况。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和信息的日益透明化,在当下,尤其是到2012年,随着继续深化改革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对中国人而言,政治改革不是越来越不重要,而是越来越重要。商业上越来越成功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经济状况早已大为提升。但在这个不平静时段与官方的暧昧合作,乃至主动投怀送抱,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出发点造成了冲击。而如果与基本出发点相违背之时,也就是走向反面之时。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作为利益共同体的艺术家们,依然可以对外保持口径一致,但实质如何,可能彼此都心知肚明,公众也心知肚明。

  中国当下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现实问题越来越聚集,危机可能在日渐孕育。知识分子如果越来越只注重个人财富的当下聚集和及时行乐,与现实问题渐行渐远,或者有意忽视。这时,那些曾经以独立个体的立场关注中国现实中重要、关键问题的当代艺术家们,如果已经在资本和官方的软化下坐享既得利益,可以对他们不再期待。目前的中国当代艺术界,突出的新问题是:1、在“转化传统”的旗帜下向传统的出世思想靠拢。2、很少有艺术家关注重要的现实问题并有精彩表达。

  “转化传统”这一方向,与近年来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明显关联。经济发展引发“中国崛起”意识、继而引发“文化复兴”诉求。对中国民众来说,动荡、战乱、天灾、人祸的百年记忆挥之不去,贫困、落后的切身伤痕历历在目,“文化复兴”里包含着很多美好、乐观的寄托。但这种诉求背后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民众的现实生存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与国家主义的关系,都值得冷静思考,而不是头脑发热的急躁冒进。

  以全球当代文明的视角来看中国的现实文化状况,不难发现:因为历史、政治、文化等原因,在全球范围内早已获得普遍认可和验证的一些基本常识,在中国依然有严重分歧,或者避而不谈:比如人性、自由、权利、个人主义……。而且,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什么?能不能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如果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如何维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在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中,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文化复兴”中复兴的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难以回答,不妨回到自身:作为个体,在当下的真实生存状况和真切问题是什么?

  如果“文化复兴”复兴的是人性,人性的觉醒会引发对反人性的方方面面权力的反抗,并由此导致社会的进一步全面改善和文明的整体推进。如果是在这种目的的驱动下,当下高涨的“文化复兴”冲动,应该致力于哪些方向?

  如果“文化复兴”的冲动其实只是指向“转化传统”,在全球视野中看中国传统,它的可取之处和不可取之处是哪些?哪些可以进行当代性的转化?从目前的当代艺术现象看,所谓的“转化传统”,主要是用油画、装置、影像、行为等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出世意识和玄学思维联接。在当下的现实情境中用艺术来寄托出世之思,或在玄学的推想中自成一体,想追求到什么?能躲避开什么?如果这一方向是个人情趣所在,倒也罢了。如果把这一方向推重为“文化复兴”,能复兴的是什么?它与“当代艺术”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对当代艺术尚有模糊定义的话?它与在华人文化圈依然走红的“国画”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当代艺术”依然不把国画纳入的话?而且,随着“当代艺术”这一词汇的广为传播,很多国画作品都冠名为“当代艺术”。此外,这些国画家们现在也懂得用装置、影像等方式来“转化”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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